长期以来，我认为迟福林同志带领下的中改院的改革方面的研究，已经形成了明显的特色，这本《改革红利》可以说是一个代表：一方面比较独立；第二，具有持续性，例如这个年度改革报告就坚持了很多年；第三，具有建设性，这一点也非常重要。

哈佛大学傅高义教授在《邓小平时代》中提出，邓小平同志具有很敏锐的直觉，能判断特定的条件下公众的不同的期望，然后适时采取行动。这一点非常不易，怎么才能正确判断改革突破的时机呢？正如迟福林同志在相关领导的座谈会上曾经说过，当前，尽管某些重要领域的改革尚不到位，但改革的重要性、通过改革释放制度红利和发展潜力的氛围和趋势正在形成，各方面对下一步的改革空间寄予很大期望，从研究界、决策界到企业界普遍有这种期待。

历史地看，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推动了整个经济改革取得相当大的突破性进展，一方面主要是小平同志的高瞻远瞩，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当时理论界已经进行了大量建设性的理论研究、特别是不同领域的改革方案的准备、以及在大量的讨论基础上所形成的改革共识。许多优秀的学者都以不同的方式参与了这个改革方案的准备、改革共识的形成等的工作。

对比之下，关于中国下一步的改革突破，应当说公众改革的期望值相当高，对于改革重要性的认识也较为一致，但是，比较欠缺的是以何种方式推进改进等具体的改革共识的形成、特别是具体的改革路径和框架的设计，这些方面的建设性研究成果并不充分。在不同的会议上，大家往往都赞同改革具有必要性、迫切性，但进一步思考一下具体的方案：怎么操作？有哪些备选的方案？不同方案的成本收益怎么平衡？改革的目标是什么？推进步骤如何？各个方面影响如何？等等。因此，对现状进行批判的时候，可以批评得很痛快，但要真正拿出一个可行、稳妥、建设性的改革方案、形成可行的改革路径和操作方案的时候，会发现并不是容易的。

迟福林同志的《改革红利》这本著作，至少具有三个方面的突出特点：

第一，这本著作基本覆盖了当前经济改革的主要方面，凝聚了多方面的共识。这为下一步推进具体改革方案的研究，具有积极的意义，形成了一个重要的基础性支持作用。

第二，这本著作在消费扩张、城镇化、中等收入阶层的建立、市场转型、政府转型等五个方面提出了释放改革红利的设想，强调下一步的改革，最根本的是改革红利的释放。实际上这几个方面我认为是相互联系的，比如扩大消费，需要大力发展服务业，而服务业的一个典型特点就是许多领域具有强管制特征的行政审批制度，要释放这个领域的消费发展的红利，就必须放松管制。再比如城镇化的发展，必然会促使原有体制的多个领域进行改革和调整，至少包括户籍制度及其背后捆绑的社会福利的脱钩和均等化，以及公共服务的配套、土地制度改革等等。举例来说，在当前地方政府以GDP和税收为导向的运行机制下，地方政府大量通过廉价工业用地吸引一些项目，导致工业用地占城市建成区面积的50%以上，远高于东京的不到10%的水平，严重挤占了住宅、公共服务用地等的空间，导致城市面积扩张速度远远高于城市人口的扩张速度，这是一个典型的过渡偏向生产和投资的土地结构，也是一个忽视和抑制消费的土地结构。在新的城镇化发展中，这一问题该如何转型？因此城镇化转型与扩大内需也直接相关。

第三点，通过改革来推动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和老龄化陷阱，也需要释放改革红利。目前，各个方面对人口红利、中等收入陷阱以及老龄化陷阱有很多研究。从有关国家资产负债表的研究成果看，随着我国人口结构的迅速变化，留给改革的、财政约束相对较为宽松的时间窗口大概也就是只有十年左右的时间，然后随着人口的老龄化，财政约束会显著增强，改革的回旋余地减小。我认为这与迟福林同志在书中提出的改革突破的关键期的判断是较为一致的。如果改革配合得好，这个过程实际上也可以带来改革的红利，比如说人口老龄化意味着储蓄率的降低和消费潜力的提升，如果下一步改革到位，消费转型成功的可能性就会明显提高。

从经济史的角度考察，能够成功走出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是少数。从企业层面看，韩国等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可以主要归功于政府创造了公平竞争的环境，重点是一些市场化的企业成为转型创新的主体，伴随着整个经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进程，其中有代表性的企业有三星、LG等企业。而巴西等没有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在这个过程中将大量资源集中在石油、电信、航空等缺乏创新活力的垄断性企业手中。因此，无论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还是老龄化陷阱，都跟我们下一步如何释放改革红利、提升经济活力等改革密切相关。

迟福林同志的这本著作，我个人以为，在当前的环境下，其主要的价值，并不在于提出多少以前从来没有的、或者具有强烈挑战性的、批判性的提法，而是通过清晰的逻辑框架，把不少研究界基本能接受的改革判断进行了梳理。1992年前后，吴敬琏研究员、厉以宁教授等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组织出版的关于改革的一系列著作为改革共识的形成发挥了积极作用，我也希望迟福林同志的《改革红利》为代表，有更多建设性的改革研究的成果涌现，对推动当前新的经济环境下的改革共识的形成，营造有利于改革突破的理论氛围起到积极的作用。

巴曙松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2月1日，中国职工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