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权债务危机的另类解读：不幸的危机国家各有各的不幸

                         ―――为迈克尔.刘易斯《自食恶果》中文版序

巴曙松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中国银行业协会首席经济学家

提起《大空头》、《说谎者的扑克牌》等书籍，金融市场的参与者可以说是耳熟能详，这几本书的作者都是迈克尔.刘易斯，而摆在我们面前的这本《自食恶果》，则是他的另外一本饶有趣味的新作。

在阅读本书书稿并着手撰写序言时，超级飓风“桑迪”正肆虐国际金融中心纽约，看到一些分析说，纽约最早期的地标性建筑，如纽约证交所、纽约银行大厦等都建于下曼哈顿地势最高的位置，而且离海较远，可以远离风暴潮的影响。后来随着科技进步，保险产品“无微不至”，大厦越建越高，而且越来越“科学”，建筑师有建筑师测算，精算师有精算师为财物承保筹谋，纽约这个城市形成早期的避险意识渐趋薄弱，越来越多的摩天大楼建于非常近海的位置。在“桑迪”飓风吹袭纽约期间，这些近海区域一片汪洋，那些凝聚高科技技术的现代摩天大楼比上百年历史的古老建筑更加危险。这个评论角度十分独特，正好与正在阅读的《自食恶果》一书想要传达的理念异曲同工。

在2008年发端于美国的次贷危机之后，主权债务危机又继续肆虐，恰如“桑迪”飓风，让金融市场深刻意识到，虽然可以通过技术手段对飓风的移动路径、风力风速等作出准确性较高的预测，但是当飓风真正来临时，涌进城区的潮水到底高 1米、3米还是4米就未可知了，而且往往是这些没有提前预见到的意外因素导致了灾难性的后果。金融危机期间，不同资产之间急剧提高的相关性就让大量金融机构日常风险管理过程中的预测技术相形见绌，大幅低估金融危机产生的损失，并且让众多的老牌机构深陷困境甚至倒闭。这些坐拥先进技术和顶尖人才的金融机构恰如临近海岸修建的摩天楼，虽然自以为已经全副武装，但是在真正大规模的金融风险来临之时，又是那么的脆弱不堪，所以对于金融机构而言，防范金融危机，关键并不在于仅仅强调不断优化风险管理技术，而是应当尽可能控制所承担风险的水平并远离有巨大风险的领域，不要让灾难那么容易找上你。但是现实的情况却是飓风带来的超大潮水袭击了大量的临海而建的摩天高楼，而金融危机中金融机构发现持有了太多的问题资产。由此可见，无论是在可以精确实验的自然科学领域还是无法准确模拟的社会科学领域，即使人们都知道存在风险，但是金融机构往往还是在过度乐观倾向的影响下，承担了过多的风险。这已经为数百年来的历次金融危机所不断证实。

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关于次贷危机和主权债务危机的出版物已经很多，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在尝试告诉读者为什么会发生金融危机，而这些背后的理论和逻辑早已被历次的金融危机所反复证明，正如谚语所说，“太阳下面没有新鲜事”，历史悠久的英国“南海泡沫”、荷兰“郁金香泡沫”与现在的次贷危机在危机的形成机理上并没有本质区别，都可以说是市场过度乐观，期望通过高杠杆追求不切实际的高回报，在资产价格出现回落引发大幅亏损，最终承担债务累累。但是泡沫形成的过程和目标每次都不一样，对于投资者来说，只是知道危机产生的机理，除了能够对历史进行分析之外，往往难以帮助他们识别下一次泡沫，对于投资者而言，不光要知道为什么，而且要知道危机的发展过程，也就是正常的价格上涨是如何演变为泡沫的。

从这个角度来说，此书在序言部分借助美国的对冲基金经理之口就已经告诉读者次贷危机和主权债务危机的产生机理，在随后的五个章节中，作者充分发挥当过记者的优势，通过大量的实地采访，分别对冰岛、希腊、爱尔兰、德国和美国这五个主权债务危机主角国家中的微观参与主体形象和行为进行了刻画，分析了危机在这些国家中产生的根源和发展的路径。不同国家的历史文化以及国民性格等不可量化的因素，在作者的眼中对于危机的起源和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产生了不同的危机演变路径，甚至会产生截然相反的现象。这一观点似乎与全球一体化同步化的趋势判断不太一致，不过同样值得关注的是，虽然资本可以全球自由流动，但是各国的文化、民族差异客观存在，使得过剩的资本在不同国家以不同的形式兴风作浪。具体来说：

冰岛这个在2008年次贷危机中就已经破产的国家，之所以会有如此疯狂的泡沫，在作者看来，与他们的大男子主义盛行密不可分，而且过往自然环境恶劣压抑了他们的欲望，所以在泡沫中，冰岛人想急于告别捕鱼的生活，成为投资银行家；冰岛人社交圈子狭窄、任人唯亲的生活习惯也使得泡沫借助群体的力量得以快速膨胀。

希腊的银行虽然没有在次贷危机中受到太大损失，但是希腊政府体系收支的混乱使得政府出现巨额赤字，并且把银行拖垮。作者分析说，希腊民众已经习惯于以牺牲公共利益来追寻自己的利益，这才是希腊主权债务危机的真正根源。相比之下，引发希腊政党更迭的修道院行贿丑闻只是揭开了希腊政府隐藏的巨额赤字，但是却往往容易被作为引发主权债务危机的替罪羊。

虽然爱尔兰的银行并没有过多投资美国次贷资产，但是他们集中涉足爱尔兰国内的房地产泡沫，在美国次贷泡沫破裂后引发的连锁反应中受损严重，但是债权人基本是外国投资者，本来不太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不过爱尔兰政府并没有让银行债务违约，而是选择国家承担债务，进而使得爱尔兰也加入到了主权债务危机国家之列。作者认为，爱尔兰政府的此种行为或许可以从其隐忍的国民性格上找到答案。

德国在此次主权债务危机始终有意无意地被期望扮演救世主的角色，欧元的命运在很多时候实际上掌握在德国人手中，作者认为，这一地位来自于德国人的谨慎和克制。或许德国人由于20 世纪20 年代的经济大萧条和恶性通货膨胀留下的惨痛经历过于深刻，使得他们在面对信贷扩张时保持警惕，没有出现大面积的房地产价格暴涨和过度消费信贷。但是作者的描述为我们揭开了德国人的另一面，德国人喜欢外表光鲜，但内里却未必象表面看起来的那样，他们虽然在国内保持克制，但是商业银行在海外的次贷和主权债务投资中也是近乎疯狂，在危机中也受伤惨重，而且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德国人对于市场交易规则过度迷恋使他们受到华尔街投行的愚弄，在不少场合成为了接盘的傻瓜。而这一特性，也使得欧元诞生的基础《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签订存在根本性缺陷，当时的德国之所以会接受该条约，也是认为其他成员国会严格遵守条约中的约束。

美国作为次贷危机的发源地和重灾区，经过4年多的恢复性发展，似乎已经开始走出危机的阴影，主权债务危机在2011年只是在国债上限上调之前让美国市场虚惊一场，之后美债反而成为国际投资者的避风港，伴随着欧债危机的愈演愈烈，美债利率不断走低。尽管美国政府在主权债务危机中看似平安无事，但是美国各州以及地方政府的债务情况并不比欧洲诸国好到哪去，作者分析说，美国民众对于物质享受的追求使得政府开支居高不下，赤字规模难以缩减，债务不断积累，如果不进行改变，终将再次导致危机。

通过本书，作者为我们提供了一面放大镜，也可以说是一面哈哈镜，使我们了解到身处金融危机的各国民众以及金融人士等微观主体如何从切身利益出发来进行决策，更加丰富了我们对于金融危机的立体性、多角度的了解，而不是仅仅停留在通常对于危机理论的枯燥注解上。同时，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传统在金融危机中产生的影响存在巨大差异，这也值得我们在分析时借鉴。

正如作者在书中提到的，“信贷并非仅仅意味着金钱，它本身就是一种诱惑。信贷给整个社会群体提供了一次全面展露其品性的机会，但是，人们根本不能承受这种放纵的代价。信贷向举国上下的人们发出的信息是：‘现在熄灯了，你可以做任何想做的事情，没有人会发现你的所作所为。’在黑暗中，人们想利用金钱达成的事情各不相同”。通过本书，使得读者能够对危机中的主要经济体的经济社会体系的运行和文化传统等建立更加丰满和多层次的形象，虽然作者观点可能在不少地方有的可能失之偏颇，但是至少为读者打开了一个新的角度和思路，有助于拓展我们的分析视野。

                             2012年11月6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