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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02月27日 09:52                金融时报
 

  2011年,我国经济增长呈现出逐季放缓走势,2012年,影响我国经济运行的不利因素依然没有化解:从国际上看,欧债危机演变、美国经济复苏、新兴市场经济体增长等都存在着不确定性;从国内来看,出口增速放缓、房地产业进入拐点。面对扑朔迷离、复杂多变的经济金融形势,人们对2012年中国经济增长的担忧有所增加。为此,记者邀请本报专家组成员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巴曙松、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副所长何德旭就2012年经济形势进行研判,从投资、内需和出口等方面逐一进行分析,提出下一阶段应对不利因素的政策建议和对策。

 

  发展态势:平稳减速为调结构预留更大空间

  主持人:2011年,我国GDP增长9.2%,增幅较上年减缓1.2个百分点;GDP同比增速呈现出逐季放缓走势,四个季度同比增速分别为9.7%、9.5%、9.1%和8.9%。对此,您怎么看?

  巴曙松:尽管国内外投资机构对2012年中国经济的走势存在不少担忧,当前经济处于政策引导下的平稳回落触底阶段,但总体判断,底部不会像市场预期的那么悲观,初步评估,2012年一季度和二季度还会持续温和回落,触底之后会实现一个相对温和的反弹,全年GDP增速依然有望保持在8%~8.5%的水平,CPI保持在3.5%左右。

  何德旭:基于国内外复杂而严峻的经济、政治形势,我国经济今年面临相当大的下行风险,这一点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分歧可能仅仅在于下行幅度大小的差异。就我看到的一些机构和个人的预测,对2012年我国经济增长最乐观的估计也只有9%,相对悲观的认为只有8%甚至更低,大多数估计在8.5%左右。

  在我看来,我国经济增长即便是维持在8%左右,也并非是一个不可接受或难以承受的速度,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是我们追求的一个结果。这样可以为我们推进深层次的经济体制改革、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预留更大的空间和更多的余地。因此,我们应该着力防止的是我国经济出现大起大落和经济下行幅度过大。这也就是中央提出的“稳中求进”的总基调,要努力实现我国经济平稳较快增长。

  贾康:虽然我国经济增速放缓,但仍处在平稳较快增长区间,工业化、城镇化、消费结构升级、收入增长等支撑经济增长的有关因素没有重大改变,国内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也在提高,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依然较强并依然具备强劲潜能。总体来看,当前我国经济增速有所放缓,在很大程度上是主动调控的结果,没有超出预期。但经济发展所面临的国内外环境特别是欧债危机事态十分复杂,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十分明显,经济政策调控何去何从还处在“观察期”。下一阶段,我国仍具备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条件,但要密切关注国际形势变化,在保持政策必要的连续性、稳定性的同时,及时相机抉择,促进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影响因素:三驾马车面临抑制但好于预期

  主持人:全国31个省份今年的增速目标已公布,经济预期普遍调低。这是否意味着我国经济发展所面临的内外环境更加严峻,保持经济平稳增长困难更大?请具体分析一下影响2012年我国经济发展的因素及这些因素的变化趋势。

  何德旭:之所以做出中国经济出现下行的判断,是因为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在2012年都面临着一些抑制因素。

  从投资来看,随着“限购”等房地产调控政策的逐步见效,房地产开发企业融资难度较大,商品房价格出现实质性回落,商品房销售明显减速,商品房库存显著增加,这意味着商品房投资将会明显放慢,保障性住房建设数量比2011年减少300万套,也影响住房投资;去年下半年以来,因资金紧张、重大事故的影响等因素,导致电力、交通、水利、环境等基础设施投资也大幅减缓;出口下降也会抑制制造业投资增长;企业经营困难、利润增幅下降、部分行业产能过剩也会影响投资。

  从消费来看,受刺激政策退出、汽车限购、城镇居民收入增速减慢等多种因素的影响,2011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已经明显放缓。今年,住房消费仍将难有起色,政府房地产调控政策不放松,努力推动房价合理回归,北京、上海等大中城市的限购政策延续,商品房销售将会减速甚至部分地区出现明显下降,这将会进一步影响建材、家具、家电等相关领域消费;股票市值缩水,大部分投资者财产性收入出现负增长,居民财产性收入、投资收入不佳也会对居民实际消费能力形成制约,进而抑制消费。

  从出口来看,全球经济增长放缓、下行风险加大,许多国家对人民币不断施压,国内劳动力、资源等成本增加,中小企业经营困难,出口将明显减慢;国际上针对我国的外贸摩擦压力日益加大,也会抑制我国的出口。

  巴曙松:我对2012年一季度和全年GDP增速的判断是或好于市场的悲观预期,依据依次是:一是显著“去库存”的阶段或已过去,对GDP的负面冲击趋于减弱。工业品存货波动的走势与PPI走势高度相关,尽管当前PPI仍处于回落通道之中,但环比回落的幅度已逐步减小,2012年1月份PPI环比为-0.1%,随后的几个月将由负转正,基于这个情况,可以大致判断,企业“去库存”的节奏将逐步放缓,对GDP的冲击将逐步减弱。

  二是出口的下滑对经济的冲击可能小于预期。中国的出口结构可简单地划分为加工贸易和一般贸易,前者对中国国内原材料和相关制造业的关联度较低,以出口增加值衡量,加工贸易的国内增加值大约在20%左右,而一般贸易增加值平均在80%~90%之间。因此,从这个角度看,一般贸易出口和加工贸易出口对国内制造业的影响力度不可同比,不能用净出口这个简单轧差的指标衡量。从出口增加值的角度衡量,2011年中国加工贸易和一般贸易的加权平均,2011年出口中的国内附加值占工业GDP的比重为31.8%,官方投资中的工业投资占42.7%,假定出口行业的投资与出口活动保持一致,那么可以粗略估计2011年中13.6%的投资为出口行业的相关投资。进一步考虑到今年一季度海外经济有所好转,一般贸易将会出现顺差,而去年一季度为逆差,因此,今年一季度出口部门对中国经济的贡献将为正,对国内制造业和相关投资的支持好于去年。

  三是2012年基础设施投资将有恢复性增长,在建项目和重点项目将成为投资增速的主要支撑。2012年稳定投资和发挥投资手段的直接拉动作用仍将是经济实现平稳增长的重要支撑,考虑到部分“4万亿元”未竣工项目、开工在建的保障房和水利项目投资需求仍然存在,2012年中央预算内和银行资金重点仍在于保障在建和续建项目的资金需求,防止出现“半拉子”工程,并有序开工“十二五”规划确定的重大项目,这都将为投资提供相应的支撑。

  此外,国际金融市场此前担心欧洲也会出现欧洲版的雷曼事件,现在看起来这种可能性在降低,美国经济的二次探底可能性也不大,短期内美国经济增速趋于上调。欧洲的PMI指标恢复到50以上,德国的领先指标ZEM也出现反弹和好转。市场依然担心希腊可能退出,但是基于欧洲已经建立的防火墙制度等,现在市场开始接受的看法是:即使希腊退出欧元区,对欧洲经济的冲击也是可控的。

  日本近期经济的复苏趋势出乎市场的预期,原因是多方面的,分别有:存货反弹,外部需求好转带动日本出口的恢复,日本央行推出了日本版的QE以及日本地震灾后重建项目的带动。

  因为外部经济情况短期内出现改善,中国的出口情况比市场预期的要好,1月份的出口数据欠佳,估计与春节因素相关,还需要结合2月份的数据进行评估,预期2012年全年中国的出口依然有望保持8%~10%左右的增长,而不会出现悲观时期部分机构所预测的零增长或者负增长。

 

  投资对策:保持一定的财政扩张度

  主持人:为了有效应对这些挑战,实现我国经济发展稳中求进的目标,是否应继续保持一定的财政扩张度?

  贾康:在保持稳健的货币政策和国际经济形势存在较大不确定性的情况下,继续保持一定的财政扩张度很有必要。同时,财政支出要突出重点,优化结构。主要投向可重点考虑以下方面:一是前期重大投资项目的后续建设。2008年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中央政府启动了4万亿元的经济刺激计划,有很多项目具有中长期性且目前正在建设中,财政要给予支持和保障,确保项目建设顺利进行。二是社会保障、医疗、教育等民生支出。目前,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教育等社会事业正处在转型和快速发展阶段,需要政府给予大力支持。另外,加快保障房建设,增加公租房供给已成为重要调控方向,也需要财政支持。三是西部大开发、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中部崛起等规划实施中涉及到的一些局部基础设施还亟须完善,北京等中心城市公共交通体系的瓶颈亟待缓解,都需要大量资源投入,包括财政政策的支持。

  巴曙松:2012年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重点是保在建,信贷资金仍将重点支持在建、续建和重点项目。2012年监管部门将以更为务实的态度处理存量平台贷款,预计将通盘评估现金流覆盖情况、抵押资产状况,对存量平台项目给予合理支持,防止出现“半拉子”工程,而具体的操作既可以是合理确定贷款期限,也可以是明确还款来源。

  何德旭:在投资方面,仍然要继续扩大投资,注重发挥投资对我国经济的拉动作用。在这个过程中,要十分注重优化投资结构,通过政策措施把投资引导到有利于节能减排且附加值高的产业中,引导到有利于形成新的消费增长点的服务业领域,引导到有利于满足新的消费需求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同时,要改善投资环境,进一步放宽民间资本的市场准入,有效启动民间投资,充分发挥民间投资的作用。

 

  消费对策:立足于扩大内需同时稳定外需

  主持人:在房地产调控不放松的情况下,应该采取哪些对策刺激消费?怎样保证我国经济实现平稳较快增长?

  贾康:要加大民生投入力度,积极培育和刺激国内消费。

  在统筹城乡发展过程中,民生改善一直是经济管理和社会建设的核心问题。财政在这个过程中必然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要通过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引导资金流向经济社会发展的薄弱环节,把支出的重点首先放在一系列基本民生事项方面。基本民生的改善有利于解除社会成员的后顾之忧,改善从社会居民到企业的预期,刺激国内需求,推动经济发展逐步转向更多依靠内需支撑,特别是消费需求支撑。一是大力支持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扩大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加快健全覆盖全民的基本养老社会保障体系,构筑社会安全网。二是大力支持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在“新医改”中增加政府投入,健全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认真落实农村新型合作医疗政策,提高报销标准,完善医疗救助制度,降低救助门槛,切实缓解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三是坚持教育优先发展战略,加大对基础教育的投入,认真落实城乡义务教育免费政策,推动教育改革和职业教育发展,提高教育质量。四是大力扶持就业,支持自主创业,确保就业岗位稳步增加。五是加快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步伐,在落实好2011年1000万套保障性住房开工建设计划中,中央财政大幅增加了对地方的补助资金,在原定安排1030亿元的基础上,又追加了280亿元并已经下达。在优先保证保障性住房建设用地的同时,配之以落实行政审批、税费减免方面的优惠政策,并加强对保障房建设的政策性金融支持。

  巴曙松:2012年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点仍将以保障房作为重要任务,保障房在建项目的投资可能有明显增长。考虑到2010年开工的保障房有部分处于在建过程,2011累计新开工的1033万套,进一步加上2012年新开工的700万套,2012年在建的保障房数量较为庞大,需要更多的财政资金、平台资金和债券发行资金的支持,这将成为2012年投资增长的一个重要来源。

  何德旭:我们必须立足于扩大内需,同时稳定外需。

  在消费方面,我国长期存在着居民消费的增长动力不足、城乡两大消费区域发展不平衡、商品消费和服务消费的结构不合理等方面的问题,甚至导致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下降,这就需要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增强居民消费的能力;要继续完善社会保障体系,要进一步推动城镇化,还要深化相关领域(如文化体制、医药卫生体制等)的改革,使服务消费成为我国消费的新增长点。

  在出口方面,要继续实施行之有效的外贸政策,特别是要通过推动产业向内地转移延缓传统要素禀赋优势的弱化、通过推动沿海企业转型升级培育新的竞争优势等途径,保持一定的出口增长速度。

 

 

  政策引导:应更加注重优化结构

  主持人:政策上应该如何引导各方把工作着力点放在加快经济结构调整、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上?

  贾康:一是要下更大力气推进结构调整,加大企业技术改造力度、加快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支持改造提升制造业、大力发展服务业。二是着力支持培育新的增长点,加快重点产业调整和升级换代,加大对战略性新兴产业以及科技含量高、市场需求潜力大的产业和产品的支持力度,尽快形成新的竞争优势。三是以经济手段为主加大落后产能淘汰力度,促进落后生产能力有序退出。四是加强节能减排重点工程建设,深入推进全社会节能减排,积极推进应对气候变化的低碳、绿色发展。五是要积极落实支持小微型企业发展的各项政策措施,加大支持力度和改进支持形式,切实改善小微型企业的发展环境。

  此外,还要加大结构性减税和税制改革力度,支持创业、创新和节能降耗,优化再分配机制。

  巴曙松:2012年上半年物价总体回落阶段,资源价格改革或有实质性进展。2012年中国已经基本具备推进资源价格改革的条件:通胀总体回落、经济总体平稳,基于这样的考虑,2012年资源价格改革的总体方向应该是按照市场化的逻辑试行居民用电阶梯价格制度,择机推出成品油价格改革,出台天然气价格改革试点方案。从目前的实施进程看,天然气价格改革试点已启动,核心的手段就是完善天然气价格形成机制,并建立与石油等替代能源的比价关系,以促进经济转型。

  贾康:说到资源价格,应尽快在全国启动资源税改革,扩大覆盖面,促进理顺资源产品的比价关系和价格形成机制,通过经济杠杆,使初级产品更金贵,进而使广大制造业厂家更珍惜地使用资源产品,并促使相关的广大市场主体千方百计开发节能降耗的工艺、技术和产品。要争取尽快把从原来从量的低力度计征改为从价的较高力度计征的新资源税制,由原油、天然气扩大到煤炭等重要资源品种,并借势理顺煤电比价关系和资源、能源产品价格形成机制,推进消除过度垄断因素和过多行政审批弊病的电力全行业配套改革。这些将对我国垄断部门改革攻坚和转变发展方式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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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曙松

巴曙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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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银行业协会首席经济学家、香港交易及结算所首席中国经济学家。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中央国家机关青联常委,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副秘书长,还担任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企业年金资格评审专家、中国证监会基金评议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银监会考试委员会专家、招商银行和招商局香港总部的博士后专家指导委员会委员等,先后担任中国银行杭州市分行副行长、中银香港助理总经理、中国证券业协会发展战略委员会主任、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联络办公室经济部副部长等职务,并曾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主讲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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