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金友
2005-6-27


最近，有人發現了胡適的兩封信，都是內地或海外所出版的胡適書信集均未收錄的。這兩封信的收藏者，是上個世紀四十年代的女作家劉修業。當時，她編撰了一本《吳承恩年譜》，並認為明人陳耀文的一篇作品，是「偷」了吳承恩的《花草新編．序》的。在出版之前，劉修業徵求胡適的意見。於是胡適在一九四六年三月二日和七日，先後給劉修業寫了兩封信。

第一封信中說：「古人已死，不能起而對質，故我們若非有十分證據，決不可輕下刑事罪名的判斷。『罪疑惟輕』亦是此意。賢夫婦想能同此意也。」

第二封信中說：「你說的『分寸』，最是許多學者容易忽略的一點，所以我常說：有幾分證據，說幾分話。有一分證據，只可說一分話。有七分證據，只可說七分話，不可說八分話，更不可說十分話。」

這兩封信，都是胡適針對劉修業所撰《吳承恩年譜》初稿中一些過頭話而說的。在沒有充分證據的情況下，胡適認為在學術討論中，不要輕易用「刑事罪名」的詞，更不能輕易疑人為「偷」。對古人的批評更應如此，因為「古人已死，不能起而對質」。

而這裡所說「有一分證據，說一分話」，也正符合我們現在所說的「實事求是」精神。胡適在學術研究上，曾得到魯迅的高度評價和讚賞，他讀了胡適的學術論文《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後，評語是：「精闢之至，大快人心！」並說：「我很希望早日印成，因為這種歷史的提示，勝於許多空理論。」他讀了胡適的《水滸兩種序》後寫信給胡適說：「序文極好，有益於讀者不鮮。」魯迅是不輕易恭維人的，更不當面恭維人，我想魯迅對胡適的稱賞，也是稱賞胡適治學嚴謹這一點。

我覺得，現在有三種人，最需要讀這兩封信。

一種是在學術研究上總想走捷徑的人。前幾天，一個在讀本科大學生的媽媽找到我，說他兒子很忙，讓我幫他寫一篇畢業論文。辦法是從網上搜一些相關文章，然後「編排整理」一下，就可以了。因為他們學校很多學生的論文，都是這樣製作的。我聽了非常生氣，當即嚴詞拒絕：「連畢業論文都找別人寫，那還算什麼大學畢業生？你這樣下去，是要耽誤他的前途的！」但我仍然擔心，誰知道，有多少大學生甚至教授，都在走這種「捷徑」？　一種是經常採寫花邊新聞的人。前天讀到一條消息，說湖南某剛剛結婚不久的女明星，因為挨了丈夫兩次「暴打」，並在與丈夫共同經商中賠了八百萬的體己錢，所以已與那個大款丈夫離婚。消息還言之鑿鑿，說「筆者親眼見到該明星換下結婚戒指」。但到昨天，就又有一條消息傳來，據該明星親口宣稱：「現在我們的夫妻關係好得不能再好，離婚之說純屬胡說八道！」那麼到底是誰，連「一分」的證據都沒有，卻敢說「十分」的話？

再有一種是從事影視和文學創作的人。雖然「古人已死，不能起而對質」，但你既然用人家的真名真姓，就得對人家負點責任。人家沒說過的話，你也讓人家說；人家沒做過的事，你也讓人家做；人家本來是以事業為重，你卻讓人家一生都陷在戀愛的漩渦；人家本來是七分罵名，三分英名，你卻把人家描繪成十全十美的大英雄。只為了一個「錢」字，就以其昏昏，使人昭昭。對不起古人，更對不起今人。　「有一分證據，說一分話」，應該成為我們每個人做人的原則和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