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对中国而言，“盯住美元”与国际货币多元化已经成为需要谨慎权衡的“两难困境”：一方面，大量的储备资产赋予中央银行足够的能力来影响国际市场行为，并推动多元化储备体系的建立；另一方面，人民币盯住美元的前提条件是作为“锚货币”的美元价值必须稳定，这意味着中央银行需要继续持有而不是抛售美元储备，从而与储备多元化目标相互冲突。中国在未来的国际货币体系安排中应当获得更为公平的对待，参与游戏规则的制定。

　　2010年将开启一个新的十年，站在这个时间窗口回顾过去的十年和展望未来的十年，历史往往会在激荡起伏中留给我们太多的启示和思考：1998年是新兴市场经济体的一个新起点，历经东亚金融危机的洗礼，他们执行了稳健的货币和财政政策，在出口导向发展战略的带动下，迅速崛起。十年之后的2008年，当这个世界再次面临一次全球性的金融危机时，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已经发展成为一支不可忽略的经济力量。一定意义上，这个十年对于中国和新兴市场国家而言正是“崛起的十年”。2008年到2010年应该被定义成“危机应对之年”，在这两年时间里，全球各国极其罕见地携手共治“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中国则成为最先摆脱危机，走出“大衰退”泥潭的国家之一。虽然危机的余波未了，但最坏的情况已经过去，世界经济正迈入所谓的“后危机时代”，并将重新拉开一个“十年大幕”。

　　一、新的十年：国际格局的多极化洗牌与全球治理的再选择

　　(一)国际经济格局的多极化重新洗牌

　　“后危机时代”一个标志性事件是国际经济格局的深刻调整，这表现在两个层次：从国家集团看，1998年东亚金融危机时，发达国家是国际债权人，新兴市场国家是债务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时，这一局面根本扭转，因此新兴市场国家和发达国家的经济力量对比出现了一个新的平衡。从单个国家看，美国“无就业的复苏”和“欧洲五国”的主权债务危机预示着原有的主导国家正在经历艰难的调整。在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的GDP总量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尽管这仅仅只具有象征性的意义，但是中国依然保持了强劲的复苏与增长态势。这意味着全球经济格局将不可避免地面临多极化的洗牌。　

　　总之，从多个角度衡量，中国的大国地位已经初现雏形，特别是在危机应对过程中发挥了十分积极的作用：首先，中国也已经成为许多经济体的最大出口市场。例如巴西、日本、澳大利亚、韩国、中国台湾与中国香港的出口总量中，其中分别有13.2%、18.9%、21.31%、23.9%、28%、51.1%的份额被中国市场所吸收。因此中国在全球贸易中的重要性越发重要。其次，仅从2009年的数据指标看，中国的外汇储备总量、出口总额、经常账户顺差、煤炭消费量和汽车销售量已稳居世界第一；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GDP和名义GDP、石油和电力消费量、初级能源消费量已占世界第二名。再次，最耐人寻味的是，中国和美国在2009年的经济表现几乎可以说形成了十分有趣的对应，从这一年的增量看，中国经济的增长几乎完全抵消了美国经济的下跌，这表现在多个层次：2009年中国的名义GDP增长约为6000亿美元，而美国则下降约200亿美元、中国的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约3000亿美元，而美国则正好下降300亿美元、中国的汽车销售增量约为450万辆，而美国则下降300万辆、中国的家庭储蓄总额约为4000亿美元，而美国家庭负债则约为2500亿美元。这些数字很好地说明了尽管中国经济总体发展水平还较低，但是从增量看，已经是一个有国际影响力的大国，而一个崛起的大国必然面临与原有的国际经济秩序的调整和互动的过程。

　　(二)多极化趋势下全球治理的再选择：G2、G20还是改进的多边组织？

　　2008年弥漫全球的金融危机带来的不仅仅是一次金融和经济方面的巨大冲击，而且也凸显了全球治理结构的极度脆弱性。金融危机之前的十年，国际经济实力的力量对比正在发生变化，然而全球治理的基本架构并未体现这种变化，新兴市场经济体在多种国际组织和机构仍然缺少话语权。例如长期以来，世界银行的现有184个成员国中，G7国家集团占有的投票权高达40%，美国一家占据着16.38%的比例。因此在重要决策需要85%以上多数票通过的规定下，美国就可以否决任何一项决策的通过与实施。有趣的是，一直以自由民主进行标榜的美国，在国际组织中却是完全不强调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平等参与权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成员国的地位同样失衡。再看IMF，金融危机之前，欧盟拥有IMF32.2%的投票权，美国和日本各拥有17.1%和6.2%，在IMF执行董事会的24个成员中，有7个来自欧盟。全球治理结构与国际经济力量发生的巨大变化并未同时改进。

　　从历史上看，10年以前，1997～1998年的金融危机被看作是新兴市场的危机，跟美国和欧洲关联不大。因此欧美国家主导的国际机构对亚洲危机的主流建议，强调的是东亚国家应该仿效西方，按照国际标准和准则加强银行监管、金融透明度及公司治理，进行财政的紧缩。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在进行国内货币和金融体制改革时，新兴市场经济体应该向发达国家家看齐。这些观点随后被一般化为一系列金融稳定政策，并被认为能够产生所谓的“最佳实践”。10年之后，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打破了这一推论，因为这一危机恰恰发端于发达国家，发达国家采取的应对举措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迥异。金融危机揭示了发达国家金融体系透明度的不足、宏观经济和监管政策协调的失败、普遍存在的监管套利行为以及金融服务行业的道德风险。总之，全球性的金融危机表明发达国家所一直倡导的金融架构和运作方式并不完全能为中国和新兴市场国家提供合适的标准，同时它也没有指明什么样的标准才是真正合适的。因此全球必须探索一种新的合作框架，目前看来，未来面临着三种选择：

　　1、部分美国学者呼吁的“中美共治”下的G2模式

　　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伯格斯坦等部分美国学者呼吁的所谓“中美共治”之所以引起关注和争论，一个最重要的背景就是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中国已经发展成为全球“大国经济体”和“大国贸易体”，年均GDP增长率在全球经济历史上保持着最好的增长记录。特别是2008和2009年应对金融危机期间，不但中国与美国的经济表现出了惊人的互补性，中国的增长冲销了美国的下降；而且中国的强劲复苏也成为带动全球实现反弹的积极力量。

　　事实上，早在2004年伯格斯坦就建议美国政府应该建立中美之间的机制化对话，即G2模式。2008年他在《外交杂志》上再次撰文指出，中国事实上已经成为与美国、欧洲并列的三大超级经济大国之一，并对全球经济秩序提出新的挑战。而且他认为，中国对于现行的全球经济秩序中越来越多的标准、规则和习惯带来的挑战，可能对美国和世界经济运行本身就是颠覆性的。这种挑战将随着中国经济的强大和其国家自信度的快速增长，以及美国政府执政效率和其全球领导地位的逐步下滑，变得日益明显。

　　但是，同样需要正视的是：首先，2009年中国GDP总量按现行汇率计算为4.9万亿美元，大约只是美国的l/3，而且在货币与金融、军事上与科技上以及国际规则制定权三个方面，中国与美国之间的差距仍旧是巨大的。从这个角度看，中美之间的实力对比只是发生了变化，虽然速度和方向都是良性的发展，但目前而言，这种变化并非根本性的，中国要想发挥系统性影响力仍需要长足的进步。其次，美国仍然是现行国际金融与货币体系中的最大受益者，美元作为主导性国际储备的地位为美国的货币政策赢得了巨大的操作空间，而中国在金融不发达、人民币没有实现国际化的情况下，也只能被迫吸引美元资产，实质上在现有的国际货币体系下以一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为最大的发达国家进行了巨大的贸易和金融方面的利益转移，因此未来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中国必须在金融和货币方面有新的突破，人民币逐步推进区域化和国际化不仅仅一直是一个理论研究的课题，而应当进行现实的推进。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总体而言，美国学者所呼吁的“中美共治”的外交含义远远大于现实的经济与金融含义，中国也不可能承担超出自身能力的国际责任，同时中国不同经济金融部门对国际经济金融体系的熟悉还需要时间，对此应有清醒的认知。

　　2、G20取代G8的可能性？

　　G20成立至今已十年有余。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1999年6月由美国等西方国家的财长在德国科隆提出建立更具代表性的全球经济论坛，目的是让有关国家就国际经济、货币政策举行非正式对话，以利于国际金融和货币体系的稳定及世界经济的稳定和持续发展。在这个建议下，1999年9月25日在华盛顿G8财长创造了G20机制，即20国集团财政部长和央行行长会议机制，这个论坛包括G8的八个成员，中国、阿根廷、澳大利亚、巴西、印度、印度尼西亚、墨西哥、沙特阿拉伯、南非、韩国和土耳其等11个国家和欧盟，同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列席会议。这些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约占全世界国民生产总值的85%，人口约占世界总人口的三分之二。G20首次会议在12月15～16日在德国柏林举行。然而直到2008年的金融危机，它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在此之前，G7/G8才是国际合作、协调与对话的一个最有影响力的平台。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