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看来，2008年雷曼倒掉和次贷危机全面恶化以来，在不同时点、危机的不同阶段，共召开了三次G20峰会：第一次是2008年11月，被国际媒体称为在金融危机环境下“象征着世界格局转折”的20国集团华盛顿峰会召开。实际上，与取得的成果相比，这次峰会的象征意义更大。它显示了世界经济新同盟的力量和新权力分配格局的形成。第二次是2009年4月，在经济形势不断恶化的条件下，G20领导人第二次金融峰会在伦敦举行，在金融危机的恐慌和冲击中，各国领导人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增资和加强金融监管等多项议题达成共识，并于会后公布了《全球复苏和改革计划》。第三次是2009年9月在美国匹兹堡召开。这一次会议延续了前两次峰会的使命，共同商讨应对本轮全球性金融危机的政策措施，推动国际金融合作与监管改革。从华盛顿峰会、伦敦峰会到匹兹堡峰会的三个不同时点里，世界经济局面不断改观，信心不断恢复。

　　总体而言，这次峰会基本奠定了G20框架的危机应对与协商功能，历史经验再度表明：越是在危机的时候，一些关键的共识也容易达到，可以说，危机往往是改革的催化剂，使一些新的思想、新的措施、新的机构从幕后走向台前。G20就是如此。

　　然而，虽然从G7/G8到G20，国际社会出现从一极到多极的积极转变，发展模式的多样性和平等性得以一定程度的体现，但是，G20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首先，这个组织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清晰的执行力和存在的合法性，协调能力也十分有限，如，到目前为止内部国家集团之间存在明显的利益冲突，新兴市场与发达国家在一些核心问题如改革国际货币体系方面存在严重的分歧；其次，成员数目多，效率相对低下。相比G8集团，G20可以说是分歧更多。各国之所以愿意并能够在危机时采取合作的态度，也是为了能够尽早走出危机，一旦危机过去，国际利益自然让渡于国家利益，这一点趋势在三次会议的公报就可以清晰地看出来。

　　3、改革IMF

　　从目前的国际机构的架构来看，以IMF为基础进行改革，通常被视为是最具有可操作性，也具有更多大的代表性的建议，然而，要想使之发挥更大的作用，IMF必须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改革：

　　其一，决策机制与决策权力的分配问题。目前，IMF的决策大多通过一个由24人组成的执行委员会进行，而每个成员则代表着世界的不同地区。那么相应的问题是，欧洲国家的委员会成员过多，而亚洲和非洲新兴市场国家的成员过少。

　　其二，IMF投票权份额的计算方式。目前每个国家的投票权大小取决于他们对IMF注资额的多寡。最近的一项研究发现，2000年和2001年中国、印度和巴西的集体投票权为19%，低于比利时、意大利和荷兰三国，然而事实上，前三者的GDP规模是后三者的4倍，人口是整个欧洲大陆的29倍。如果在未来数年内IMF还想维持其可信性，那么它的席位和份额分配就需要充分考虑新兴市场国家的利益。此外，在IMF最高决策权上，有一种非正式的先例即美国领导世界银行，欧洲领导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当然这同样需要改变。目前，呼吁改革这些陈旧做法的声音被置若罔闻，而这将进一步威胁IMF的合法性。

　　其三，IMF在其他方面也需要改革。虽然IMF对其成员国具有影响力，但是这通常只适用于危机时期，而且也只适用于那些出现债务支付困境的小国家。类似于中国、日本和德国这样的世界主要债权国家，他们完全可以忽略IMF。同样，像美国这样拥有巨额经常账户赤字的国家，即可以用自己的货币借款。实质上IMF对欧洲和美国等大国几乎无能为力。更糟糕的是，对于那些威胁全球经济稳定的国家，从目前的情况观察，IMF也一直不愿意运用它强大的号召力进行批评和阻止。

　　总体上，未来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国际合作与协调需要一个更加广泛、更具有实施能力的平台，当然中国也需要认真考虑她在国际组织与机构中的重新定位。

　　二、多极化进程中中国的再定位：全球经济再平衡与国际金融体系改革

　　如果从一个宏大的视角思考中国在未来国际经济格局中多极化背景下的再定位，那么这将体现在两个方面：全球经济再平衡和国际金融体系改革。

　　(一)中国在全球经济再平衡中的角色

　　从“大萧条”以来的百年金融史看今天的全球性金融危机，这次“大危机”也是原有的全球经济和金融平衡被打破的产物。因此，危机本身具有两面性，它既意味着旧的平衡格局难以为继，也预示着新的平衡格局会不断形成。对于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而言，表现为“过度消费”的经济模式不可持续，新的平衡要求储蓄率必须提高，而消费则必须降低；对于中国等新兴市场经济而言，表现为“过度投资”和“出口导向”的经济模式也需要相应进行调整，寻找内部等新的经济平衡点。

　　从中国的情况来看，在危机冲击下，中国外部贸易不平衡的状况在2010年初也有所改善，外汇储备增速放缓。从总量上看，2010年1季度外贸呈恢复性增长：1季度，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44.1%，比上年4季度加快34.9个百分点，其中，出口增长28.7%；进口增长64.6%。更为重要的是，由于进口恢复力度较出口更为强劲，2010年1季度贸易顺差为144.9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减少479亿美元，3月当月出现贸易逆差72.4亿美元，中止了连续70个月的顺差局面。所以，在贸易顺差缩水和外商直接投资减少的情况下，2010年1季度外汇储备新增479.3亿美元，较2009年4季度新增额下降786.3亿美元，回落幅度达62%。

　　当然，这只是一个开始。未来中国仍需要进一步地更多依赖内需来推动增长，减少对外部需求的依赖，这需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把出口导向的增长转变为内需和外需平衡并重的增长。从现实层面讲，中国的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是全球化大背景下的一个组成部分，较低的劳动成本和不断提高的劳动生产率使中国成为全球产业链的一个重要组成，如果中国的供给优势和全球的产业分工格局不变，则中国的生产能力就会保持或上升。

　　因此，中国的调整必须放到全球调整的大背景下。2009年以来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正在进行不同程度的经济“再平衡”，仅以美国为例，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美国的消费和储蓄模式正在发生积极变化。美国的国民储蓄率不断上升，目前国内居民储蓄净额占GDP的比重已由危机初期的-1.2%提高到6.5%以上。随着国民储蓄率的不断提高，美国的国际收支赤字也不断下降，目前国际收支差额占GDP的比重已由2008年的-5%降低到2009年上半年的-3%。这样以来，作为世界最主要消费进口国，美国的进口减少，可能会对全球贸易格局产生直接影响。长期来看，美国等国的经济“再平衡”将不可避免大幅减少对中国产品的市场需求，需要中国的出口部分进行新的调整，提高高附加值产品的出口，同时更加关注内需市场的拓展。这就是中国要调整的部分，也是中国对全球经济再平衡的贡献所在。中国再平衡是全球再平衡的有机组成部分。

　　(二)中国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中的再定位

　　一定程度上，目前国际金融体系的框架仍然延续了长期以来的那种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中心的所谓“中心—外围”模式。此次金融危机以前，美国和欧洲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领导者，他们制定国际标准并推销到世界各地。然而，在金融危机巨大冲击之下，目前这种模式的可持续性也越来越受到挑战，那么未来国际货币安排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特征，或者最为核心的关切是什么？未来中国在国际金融与货币体系的重建过程中，必须更加关注国际多极化趋势背景下的公平和稳定，并最大限度推进这一目标的实现。

　　首先，中国在未来的国际货币体系安排中应当获得更为公平的对待。第一个问题是未来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的设计必须是公平的，即在多极化的背景下，它不应再由西方等发达国家主导，处于绝对的决策权垄断地位，中国等新兴市场应该参与游戏规则的制定。

　　在未来的国际货币体系安排中，以西方为中心的模式能否持续，本质上取决于经济力量的对比。对此，美国和欧洲曾经都是充满信心的。欧盟曾经雄心勃勃地打造所谓最具“活力与竞争力的知识经济”，从而为欧洲的恢复注入新的能量，但目前可以看到欧洲部分国家正陷入严重的主权债务危机而不可自拔；美国政治家则以其一贯的“cando”心态认为新能源经济和企业家创新将成为美国经济增长的长期驱动力，然而同样也可以看到，美国正在经历一种尴尬的“无就业的复苏”困境。

　　因此长期来看，世界经济中心由发达国家转向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多极化发展的趋势将是不可逆转的。许多权威机构的研究表明，在世界经济总量份额中，相对于发达国家，新兴市场经济的比重将稳定上升；而且在未来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方面，新兴市场也是最为重要的世界“发动机”。据测算，到2020年“金转四国”(BRICs)在全球经济总量中的份额将增加到27%，而美国将下降到17%，因此，世界经济格局的结构性变化和新兴市场日益提高的影响力意味着在未来的全球政策制定过程中，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都将成为重要的、新的、建设性的积极参与者，而不再仅仅是旁观者，同时这也将使得全球决策机制更加多元化和均衡。

　　其次，未来的国际货币体系安排应当更为关注稳定性，为中国经济融入全球经济创造一个稳定的国际经济金融环境。全球金融危机揭示了国际货币体系高度的不稳定性。金融危机期间，甚至到今天，在范围、速度及规模方面，世界主要货币的名义汇率都出现了大幅波动。最近愈演愈烈的欧洲主权债务危机表明，货币的不稳定有可能成为金融危机的下一个中心。

　　目前来看，对于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缺点基本已经达成共识。国际清偿力的管理建立在一个根本上不对称的体系中，在这种体系中，美国占据着世界GDP总量的25%，美国在各国中央银行国际储备资产所占的比重达到65%-75%。这意味着，美联储不太可能把自己的国内政策从属于国际经济发展的需要，而是更多片面强调自身的利益。例如，为了应对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美联储大幅投放货币。短期内，大量的货币投放可能是治疗危机的一剂“良药”，但是过于宽松的政策不仅影响了美国通胀的潜在压力，也对全球的货币政策形成巨大的冲击，很容易演变成为全球性的中长期的问题。

　　因此，在未来的国际货币安排中，为了克服这种不对称性并维持货币稳定，新兴市场的应对之策应该包括：(1)一个什么样的新国际货币体系才能体现新兴市场的关切，对此应该达成共识；(2)加强SDR的作用；(3)国际货币多元化。首先，新兴市场国家的政治意愿和国内政策优先顺序将决定他们能否就新的国际货币体系安排达到一致意见，但是，至少应该认识到，特别是对于中国这样的经济大国而言，将其货币盯住无约束的美元越来越是下下之策；其次，SDR的分配机制限制了其作为主要储备资产的功能，使之仅扮演辅助性角色；另外，国际货币仍然是管理国际清偿力的主要工具，因此一个多元化的国际货币体系将更加安全和稳定。

　　本杰明·科恩认为美国国际收支赤字和金融危机的冲击将会明显弱化美元在国际储备货币中的主宰地位，长期来看，欧元、日元甚至人民币都将成为美元最有力的竞争者，但这些“同等竞争者货币”还不能取代美元，因此我们未来将处于一个更加分散化、竞争更加激烈的国际货币体系。

　　然而，随着中央银行所持有的美元储备资产规模不断膨胀，对中国而言，“盯住美元”与国际货币多元化已经成为需要谨慎权衡的“两难困境”：一方面，大量的储备资产赋予中央银行足够的能力来影响国际市场行为，并推动多元化储备体系的建立；另一方面，人民币盯住美元的前提条件是作为“锚货币”的美元价值必须稳定，这意味着中央银行需要继续持有而不是抛售美元储备，从而与储备多元化目标相互冲突。事实上，目前美元资产价值之所以没有出现大幅波动的重要原因是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仍在增持美国国债。因此，研究“美元之锚”的汇率退出机制十分必要，历史经验反复表明，像中国这样的崛起中的大国，不可能通过将本币盯住一个越来越不稳定的信用货币而获得长期的经济金融稳定，因为这不但使本国的货币政策失去应有的独立性，而且也很容易招致外部的压力，目前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甚至新兴市场对人民币升值的施压也从特定的角度说明了这个问题的迫切性。

　　因此，如果从这个角度思考，在国际经济金融体系多极化的背景下，应当积极参与国际金融体系的重构，更多体现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同时应当及时退出“美元锚”，稳步推进人民币的区域化和国际化，改变当前中国的贸易大国、金融小国的格局。尽管这一进程处于起步阶段，距离最终目标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是这一次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凸显了这一课题的不可拖延和不可回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