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曙松 研究员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博士生导师

中国银行业协会首席经济学家

（在“北外滩财富与文化论坛”上的演讲，根据录音整理） 

    关于财富和文化这个命题，可以从不同角度来探讨。仅仅从金融角度看，全球金融业在讨论金融发展时，有一些共同的规律需要遵循，特别是全球化使全球面临共同的市场，在这个市场的不同主体，在进行金融资源的配置、金融风险的定价、金融产品的设计以及金融风险的管理等方面，可以说基本原理是高度趋同的。应当说，在这些技术层面，我们有后发优势，但是在文化、制度、法治、机制等方面的学习，难度就相对较大。但是，金融业的发展如果没有强有力的文化支持，是很难获得可持续的稳定发展的。

   最近我看到北京大学的周其仁教授做了一个农村的样本分析，研究农民收入差异怎么形成的，他的调查得出一个结论：农村里收入高的农民不一定体力最好、最强壮的，也不一定是最聪明、文化程度最高，但他往往是村里最诚信的，大家有事都愿意跟他商量，所以他的交易机会就多。这种诚信是慢慢积淀的，会逐步形成一个激励机制。巴菲特在一所大学演讲时也做过一个测试，他让在座每一个人选择一个自己最看好、未来五到十年发展前景最好的人，买入一份期权。最后被买入比较多的，既不是数学学得最好的，也不是长跑跑得最快的，而是各个方面未必很出色，但确实让人觉得放心、诚信的那一部分人。这可以说是中外文化共同的地方，金融业是经营信用的行业，因此对于诚信、对于文化，当然应当更为关注。

   不过，在中国、在上海、在虹口谈文化，除了一些共性的特征外，总有一些是跟西方成熟市场不一样的的地方，不一样在什么地方？我们看到西方现代的市场经济化，它非常讲规则，甚至讲求规则讲到有一些冷酷，威尼斯商人就是一个代表。但是在东方以及中国的传统文化积淀里，可能有一点不同，值得我们在讨论今天的金融文化时参考。

   我们可以讨论两个故事。一个是中国历史上非常有名的“智伯分马”。有个老人家要过世了，他有17匹马要分给3个孩子，根据遗嘱，老大得二分之一，老二得三分之一，老三得九分之一。要是按照威尼斯商人那样分的话，有匹马得杀了分肉，那是劳动资料的破坏。于是家人请来智伯。智伯把自家的一匹马牵来，加上原来的17匹马，总共18匹马，除以2，9匹；除以3，6匹；除以9，2匹。加起来，正好17匹。分完了，智伯又把自己的马牵回去。这个故事折射出的中国人的全局观、合作观、仁义观，和威尼斯商人所透露出来的金融文化是不同的，蕴藏着典型的东方大局观的智慧，这是我们在今天试图寻求中国金融业的文化支持时需要深深扎根的土壤。

   另一个人物故事是关于日本历史上的一位非常有名的金融家、企业家，也可说是文化大师——涩泽荣一。这个人在明治和大正时期是政府财经方面的相当于部长级别的高官，非常有影响力。但是他30多岁就辞职了，开始到市场的第一线，一生创办了500多家企业，包括东京证券交易所、日本第一家近代银行。他写了两本非常有名的书，一本叫《立会略则》，是亚洲最早的系统介绍股份制公司的发起设立、公司治理的书；另一本书也跟财富文化相关，讲的是算盘与《论语》。他认为，在东方，一个可持续发展的企业，要一手拿算盘，一手拿《论语》。如果没有这样一个文化的平衡，财富也很难持续。日本在探索儒家文化与现代市场经济融合方面，做了不少的努力，值得当前我们来参考借鉴。

   简单地提及这些故事，是因为这些故事背后蕴藏着对信用、文化、合作等一些判断，这应当成为是中国的金融文化可以进一步生发、立足和成长的着力点，也是支持未来中国金融业可以持续成长的动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