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受标普调降美国主权信用评级、美债和欧债危机的影响，全球各大股市遭受重挫，中国A股市场亦未能幸免。

    如何看待债务危机对全球及中国经济的影响？中国宏观经济政策会否做出调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巴曙松接受记者专访时表示，美欧债务危机是风险性的危机，是2008年以来次贷危机的延续，需要平衡世界各国利益格局。危机为中国加速经济转型提供倒逼压力，从目前的政策选择看，在货币政策依然保持从紧基调来抑制通胀时，财政政策可以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美债的降级必然会对外汇储备形成潜在的损失压力，这仅仅靠调整外汇储备的投资策略远远不够，也不宜短期内进行十分显著的调整，最为关键的还是促进经济结构的转型。

    美欧债务危机是2008年以来次贷危机的延续

    记者：尽管2008年金融危机的主风暴过去已近三年时间，但近期美债降级和股市暴跌使投资者再度担心全球经济仍处于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之中。这次的美欧债务危机与2008年爆发的次贷危机之间有何关联？

    巴曙松：当前的美国和欧洲两国的债务危机，应当说是2008年以来次贷危机的延续，正是为了应对2008年底以来的危机，才促使欧美国家大规模扩张债务，埋下了今天债务危机的隐患。两次危机简单比较，差异还是比较明显的，2008年底爆发的危机，应当说属于恐慌性危机，因为市场对于雷曼倒闭可能带来的后果、对于次贷可能导致的损失、对于危机可能持续的时间和冲击的力度等，都缺乏清晰的了解，市场处于恐慌之中；而当前的债务危机，则是风险性的危机，欧美债务的上升，应当是市场早已预期的，即使是标普降级，也是早在年初就提出了预警，只是没有引起美国政府充分关注而已。

    记者：目前外界猜测欧洲央行的救市对象为意大利和西班牙，除了这两个国家，还有其他欧洲国家急需救助吗？

    巴曙松：在欧元区内，除了两个最大的经济体——德国和法国比较强之外，其他弱国的总体债务状况都不太好，这应当说是2009－2010年应对危机时大量运用财政刺激政策的一个后遗症，在美国也有明显的表现。

    欧元区经济结构成立时就存在的一个内在隐忧，即有货币的统一但没有财政的统一，因此在不同财政状况的国家，在经济上升时期，欧债的风险都差不多，但在经济回落时期，弱国的危机就率先暴露出来。欧元区原来隐藏的机制等方面的问题、结构方面的问题在危机时期逐步被放大，暴露得更明显。这必然促使欧元区加快一体化进程，完善内部的各项机制。

    记者：美债评级下调和欧美债务危机对世界各国利益格局有何影响？

    巴曙松：市场日益意识到，仅靠美国自己或者发展中国家不可能走出现在的危机，现有国际货币体系也存在很大的缺陷，美元享有过大的特权，如何避免美元在美国金融市场受到过大的冲击，但又不能完全把危机成本转嫁出去，这需要平衡世界各国利益格局，可以预计这将是一个十分艰难的博弈过程。

    财政政策可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

    记者：2008年4万亿投资拉动及对原材料和高档消费品的强劲需求使中国占全球GDP的份额从2006年的5.5%上升到2010年的9.3%，成为第二大经济体。为此付出的代价是流动性泛滥、通胀和地方债务高企。面对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和美国二次探底衰退的威胁，华尔街日报称：“中国无能为力了。”对于我国经济政策，你有哪些方向性建议？

    巴曙松：从中国的应对措施看，2008年底危机爆发时，中国的银行业刚刚完成股份制改革，资产负债表十分健康，地方政府和企业等的杠杆率较低，因此总体上中国成功运用的再杠杆化来应对危机，大规模的信贷投放迅速提升了不同经济主体的杠杆，并且带动了经济的复苏。当前应对危机时，因为地方政府等的杠杆率已经较高，再运用信贷投放来刺激杠杆率上升已经空间有限，但是，与2008年底相比，中国经济的转型已经开始启动，对于外需的依赖程度大幅下降，因而外部经济波动对中国经济的冲击程度不会有2008年底大，同时当前的房地产市场依然活跃，加上保障房建设的推动，房地产投资在严厉调控措施下依然保持较快的增长，而2008年底房地产市场则异常低迷。同时，中国依然保持着相当高的储蓄率，在紧缩过程中持续提升的准备金率已经高达21.5%。大银行利率与发达国家相比也依然达到了3.5%（一年期存款利率），在遇到显著外部冲击时，这些都是可以备用的应对工具，同时中国的内需市场规模较大，城市化依然有推进空间。

    记者：最新公布的7月CPI再创新高，按照常规，央行应该继续加息和提高存款准备金率，但是，由于全球股市震荡加剧，加息步伐是否可能就此暂止？在以货币紧缩抑通胀和应对外部经济冲击之间、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之间，你认为应如何平衡与取舍侧重？

    巴曙松：从目前的政策选择看，在货币政策依然保持从紧基调来抑制通胀时，财政政策可以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这一方面可以着力于保障房建设、水利等的投资，也表现为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扶持，还表现为对企业整合并购、产业升级的税收扶持，并以此促进经济结构的调整。

    事实上，欧美债务危机为中国加速经济转型提供倒逼压力：当前中国的经济增长正由政策刺激向自主增长转变过程中，危机时期超常规刺激政策基本退出，欧美的债务动荡促使中国经济加速扩大内需，完善社会保障等体系，放松管制以激发市场活力，战略性地从存量和增量角度优化运用外汇储备运用，推动利率汇率的市场化等。

    面对潜在的损失压力，仅靠调整外汇储备的投资策略远远不够

    记者：目前我国外汇储备已达3.2万亿美元。按照美国财政部公布的数据，截至5月底，中国共持有美债1.16万亿美元，占美国公共债务的12%左右。受美元贬值和美债违约风险影响，学界对于外汇储备遭受的巨额外汇损失一直存有诸多争议。在受困美债危局时，你认为巨额外汇储备有何可行的突围良方？

    巴曙松：美债被降级，应该说对中国持续积累巨额外汇储备的增长方式敲响了警钟。从短期来看，外汇储备受到的冲击有限，从市场反映看，投资者在美债降级后依然大量买入美元，这主要是在动荡时期为了避险的需要，而美元正好可以提供这种避险的功能。但是从中长期看，美债的降级必然会对外汇储备形成潜在的损失压力，这仅仅靠调整外汇储备的投资策略远远不够，也不宜短期内进行十分显著的调整，这样反而会对自身形成冲击，最为关键的还是促进经济结构的转型。

    因为大量的贸易顺差和资本流入形成的外汇结余已经是下游了，要想改变这一被动状况，就应该从上游的经济结构源头上找办法。过去既追求出口顺差，又追求资本流入，最终的反映是外汇储备不断上升。如果经济结构不进行重大调整，作为一个具体的外汇储备投资决策，大概只能在比较差的美元债、还要再差的欧元债或者再差的日元债之间做选择。同时，在现有的外汇储备规模下，加大战略性资源的配置并推进结构调整，肯定是一个大方向。

    记者：市场恐慌仍在蔓延，经历了10多天的震荡后，欧美股市8月10日再次暴跌，道指收盘暴跌520点，投资者担心欧债危机可能升级、延缓救助希腊、全球经济放缓。市场预期美国有可能实行QE3，你认为实施QE3的概率有多大？

    巴曙松：美国的货币政策主要受两个指标的影响，一个是通胀率，一个是失业率，前面两次量化宽松支持了美国金融体系度过流动性危机，但是对于失业率的刺激作用十分有限，而且现在通胀率已经开始上升，因此，除非金融体系出现显著的动荡，美国出台第三次量化的可能性不大，但是可能会出现变种的宽松政策，例如在保持资产负债表规模不变情况下买入长期债券、卖出短期债券来维持长期低利率的操作等。

    记者：QE3若实施对全球经济的再平衡带来何种变数？

    巴曙松：如果实施第三次量化宽松，则美元贬值压力加大，推动大宗商品价格上升，会加剧新兴市场的通胀压力和热钱流入的压力。这实际上就是向新兴经济体转移危机成本的一种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