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巴曙松研究员一席谈

2011年12月9日本刊总编辑郝明玮与著名经济学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银行业协会首席经济学家巴曙松先生进行了一次对话，这次对话谈到了中国民营经济发展的一些重大问题，对于中国民营企业走出去，及其未来发展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本刊根据录音进行了编辑整理，全部刊发，以期获得共识。

郝明玮总编辑：新的一年快到了，在新的一年里，我想请巴曙松研究员就中国民营企业发展的过往做一些分析，对它未来的发展方向进行一下预测，包括中国民营企业走出去的环境和条件对于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

企业走出去将会成为非常值得关注的大趋势

巴曙松研究员：中国的企业走出去，从现状评估看，目前主要表现在企业层面十分活跃，个案式的走出去的方式较多，尽管现实需求很强烈，但是总体上还没有形成一个非常有效的政策支持的框架。那么为什么我们说接下来企业走出去将会成为非常值得关注的大趋势？或者说现在走出去的企业做了一些很可贵的早期探索，正在推动这个大趋势的形成。这要从几个方面说。

第一，从国际收支发展的阶段来看，从一个国家的国际收支平衡表在不同发展阶段的演变可以看出，一个国家在资源价格比较低，劳动力成本比较低的一个时期，会有大量的贸易顺差，而且因为它的市场比较有活力，也吸引了大量的资本流入，所以这也是导致中国在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形成了高达3.2万亿美元外汇储备的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并且形成了一个少见的持续的双顺差的格局，经常项目和资本金融项目的持续顺差。这是中国竞争力的表现，同时实际上给中国的整个经济带来了很多负面的影响，比如说货币升值压力加大；大量外汇流入形成的外汇占款增多，通胀压力上升；外汇储备被动的积累，在目前的国际货币体系下，积累了大量的外汇储备，你往往只能被动地买美元或者欧元的这样一些质量不搞的金融产品。

在这样一个动荡的金融环境下，这样一些货币或金融产品，使它的投资面临着很大的风险。从趋势来看，中国和德国、日本同样有大量贸易顺差，但为什么它们的国际收支相对比较平衡、或者说升值压力并不太大呢？这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他们的对外投资发展比较好，有大量的资本流出。比如德国就是最好的例证，它的对外投资在很大程度上平衡了贸易顺差，而且使升值压力也减弱了，当然德国整合在欧元区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长期以来，我们企业在对外投资这个层面比起发达国家有很大差距。如果从我们整个国际投资这个角度来观察中国经济的转型，那么我们会发现这样两点变化：

在贸易项下，我国从原来比较单纯的强调大量的出口积累顺差，要变成既要鼓励出口也要鼓励进口，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促成贸易的大致平衡。而且中国长期改革开放积累的综合国力和财力的提高，也使中国的居民有了比较大的消费能力，这是一个大的市场，因此，我们要适当地进口，来配合中国经济的转型，布局中国需要的商品和资源。

在投资项下，中国一直较多地强调吸引外资，而对资本走出去一直在事实上并不是十分鼓励，从外汇管理等角度看甚至是抑制的措施。那么我们下一步应当要扭转这个方向，就应该既鼓励外资的流入，特别是对能推动中国经济升级、转型的外资流入，也要鼓励企业走出去对外投资，特别是在金融危机冲击下，资源价格相对较低，正好提供了一个根据国内经济结构调整需要、相应进行资源布局的时间窗口，这样也有利于促成国际收支平衡。国际收支平衡之后，国内的货币政策操作独立性就会更强，不用被动地受外部资本流动的冲击。从政策方面看，我们首先要从国际收支平衡的角度来看对外投资发展的重要意义。

第二，从大的经济转型情况看，现在国际经济正处于一个大危机冲击下，全球经济治理、全球经济影响力正处于重新洗牌的时期。相对来说，中国经济在金融危机中受到的冲击较小，这是因为我们自己有一个非常大的内需市场。从总体上来说，中国在次贷危机以来降低了对出口的依赖程度，再加上我们中国保持比较强的储蓄率和外汇储备规模，所以使我们具备了较强的抗风险能力。当然，在这个动荡时期，国际金融危机在早期对我们也有有负面影响，特别是对我们的出口有影响。但是，同时也给我们带来了一些机会，原来在繁荣时期一直困扰我们难以解决的一些问题，可能在这动荡时期解决的难度降低了。比如说对资源进行布局。配合中国未来经济转型的需要、配合中国未来三十年、五十年城市化的需要，中国还会有比较大的资源需求的缺口。中国下一步对经济进行转型提升，我们既要注重节能环保这样一些新兴产业，对原有企业技术的提升，也需要大量发达国家拥有的技术，可能有些技术在欧美的危机时期许多已经没有什么市场了，这就给我带来了机会。

在这样一个动荡的时期，实际上也使资源价格出现回落，它既降低了中国资源布局的成本，同时也降低了我们进行技术整合的成本，包括买技术、买企业，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时间窗口。相对来说，国际金融危机使西方企业的竞争压力增大，被中国企业收购整合的可能性也增大了。实际上这个趋势已经初步呈现出来了，就是在不同层面，中国的一批优秀的企业已经做了很可贵的探索，主动地进行资源的布局，大到一些大型机械，他们开始瞄准国际上原来是竞争对手的或者比我们还要强一点、领先一点的企业进行整合，收购他的技术。我们有看到一些生产日常用品的企业，比如缝纫机、家电也有一些在国际上进行企业购并的案例或者计划。

我们还看到一个现象，那就是一些沿海企业在劳动力成本上升所带来的一些变化。因为不可能永远让一个国家的劳动力成本始终保持在很低的水平，这样劳动者就分享不到经济增长的成果，随着劳动力成本的逐步上升，这些劳动密集型企业作为在改革开放初期带动中国出口增长和贸易增长的一个很重要的力量，比如说低端的加工制造业，也不可避免的有一部分会迁移到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国家和地区，比如非洲。这也是推动中国企业国际化很重要的一个动力，所以这几个方面都会从微观层面上形成推动国际收支平衡的一个很重要的力量。

从GDP到GNP 中国未来面临的几大挑战

从总体上来看，中国未来面临的几个大的经济结构方面的挑战，一个是人口结构会出现的重要变化，十二五期间，我国人口红利的窗口将关闭，劳动力成本上升会成为一种常态性的现象，所以现在及早的进行布局，把低端的加工制造业进行转移，对国家经济的发展是有好处的。

再一个就是我们的城市化进展很快，应该说是进展过半，接下来城市化还需要继续推进，城市规模的扩大，城市生活质量的提升，也需要大量的资源。所以在这个时期着眼于中国经济未来转型的需要，着眼于中国经济长远发展的需要，进行全球对外投资的布局，已经引起了越来越多人的关注。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我们对地方政府的考核，事实上GDP占了非常大的权重。很多研究机构总结，中国市场经济的成长模式跟欧美走的不一样，欧美可能是从单个的小企业逐步成长的起来的，而中国的市场经济成长道路，是在计划经济的框架下，走区域竞争的道路，让各个地方在GDP导向的竞争动力下，不断降低成本、不断改善服务、建立市场，这样形成了一个大的市场整合，这么建立的市场经济的道路。

在下一阶段，中国经济转型的压力较大，如果要拓展对外投资、拓展对外经济空间，如何发挥地方政府的积极性？一个可以考虑的建议，就是可以考虑改变议对地方政府的考核，其中一个指标之一就是从GDP转向GNP。GNP就是包括企业对外投资这一块产生的增长动力。这就是说我们看到中国经济三十年的快速成长，极大改变了中国人民的生活质量，极大提升了中国的综合国力，但是比如说跟日本、韩国相比，国民福利的改进并不快，这些国家的国民之所以始终保持了好的生活质量，一个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它们在中国的投资，分享了中国经济增长的成果，而且这样的投资使得他们有了一个比较快速发展的GNP，在日本的GDP可能未必快，但是你把它在中国或全世界其他主要经济体的投资收益上看，我们计算它的GNP久未必很低。

我们已经看到了中国经济这样发展的一些苗头，比如说近年以来，中国的区域增长格局出现了很大的变化。改革开发以来，相对经济发展比较快的地区，原来经济增长速度排名在前面的地区，现在变成排在后面了。2011年排在后面的地区是哪儿呢？倒数第一的是北京，接着是上海、江苏、浙江、广东这些地区，如果仅仅看数据的话，这几个地区虽然加起来占中国GDP经济的一半，但是比较不发达的地区增长速度反而加快了，比如说中西部地区青海、新疆、内蒙，包括四川增长速度都出现了比较快的势头。究其原因，这一方面，是因为大量的沿海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迁移，使中国区域经济增长格局更加均衡，另一方面，其实一部分沿海发达地区基数高了，增速就会慢慢回落。再有，发达地区经济发展开始转向服务业，大规模的基础设施投资已经基本告一段落。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因素是，这些地方的企业开始走出去，所以算GDP速度慢了，但是若果算GNP就未必慢了。我们要促进对外投资的战略布局，应该适当考虑改变GDP的考核，至少GDP和GNP并重，这样就促使各个地方政府用全球的眼光来看待所在地方企业的投资行为，有利于中国的企业在布局全球资源时获得有力的制度支持。

在全球化的今天，中国的经济已变成世界经济总量第二位了，所以对中国企业来说，一方面要把中国市场做透，抓住成长的机会，随着中国经济一起成长。中国经济变成世界第二大，那你自己也慢慢跟随中国经济一起成长，也会变成世界领先企业。第二就是企业要满足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对资源、技术的需要进行全球布局，这也会带动企业的成长。所以要从全球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

郝明玮总编辑：巴教授，我们认为，只要是走出去的企业他就没有民营和国企之分，他都是中国企业，但是从政策意义上来讲，比如说从宏观经济政策和金融政策意义上来讲，民营企业在这方面所得到的支持并不是很多的。整体上来看，民营企业是做为中国企业走出去的，那么我认为国家对企业政策应该统一国民待遇，就这一点来说，请巴教授给我们做一些诠释，未来中国企业走出去，国家策略意义上应该有所改变。

警惕“中等收入陷阱”

巴曙松研究员：改革开放以来，一直有一个争论，就是在外开放的同时也要对内开放。对外开放就是吸引外资，外资希望争取国民待遇甚至是更优惠的待遇。与此同时，还有一个争论，就说也要对国内企业开放，放松管制，对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给予同等的待遇。

现在经济上有一个人们非常关注的一个话题是“中等收入陷阱”，所谓中等收入陷阱就是当经济发展到了一定的规模，比如说人均GDP到了5000美元或者更多的水平，企业的劳动力成本就上升了，但它的低端产品还需要跟劳动力成本比它还要低的国家竞争，比如说越南、马来西亚，而它的高端产品已经开始在技术上要和发达国家进行竞争，在这个夹缝的过程中，往往导致经济增长速度大幅减速，进入所谓中等收入陷阱。我们看到很多国家走进了这种陷阱，比如巴西。一个国家的人均GDP到了中等收入国家之后，就会进入显著的低速增长期，怎样打破这个中等收入陷阱，很大程度上，还是要对外开放和对内开放。

对内开放就是要激活民营经济的活力。国有经济在应对危机时候发挥的作用应该是比较明显的，它获得的资源也是多的，尽管并不能说在应对危机时期有意推进国进民退的导向，但是从客观上来说，比如2008年11月份党中央国务院推出的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带动着大量的信贷投放，2009年9.58万亿，2010年7.95万亿，2011年也是在7到7.5万亿之间。投资的基本上都是一些大型的铁路、公路、基础设施建设，这些项目天然的有利于大型国企，因此资金也会被大型的国企拿到，而小型的企业、民营企业都很难拿到，这样也就使得在危机时期大企业因为这种特定的经济刺激方式获得了更多的资源，获得了更大的资源分配能力，形成了客观上的国进民退。

据不少学者研究，各个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都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他们这些国家在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基本上是一些大型的垄断型企业，大量的资源向这些企业集中，所以使得经济活力降低，创新能力降低，也使得社会的创业难度加大，社会流动减缓。而我们看到成功突破这个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比如韩国，他往往是一些有活力的民营经济比较发达，成为国家度过中等收入这个陷阱期间的主力军，像三星、现代这样一些富有活力的民营企业，不仅在国内有竞争力，而且在国际市场上也形成了竞争力，带动了技术的进步，跨过了中等收入陷阱。我们要从这个这个方面促进转型，就要从中国顺利度过或者跳过中等收入陷阱这个高度来看待民营经济和国有经济之间平等的、共同推动增长，激发市场活力的作用。在当前的情况下，特别是大规模应对危机之后，尤其要强调怎么样激发民营经济的活力。因为从总体上来看，民营经济比较活跃的领域，比如传统的出口，制造业受到的冲击比较大。而很多资源型的产业又被大型企业垄断，很多服务型的行业准入门槛也非常高，民营经济发展空间受到了挤压。

当前最急迫的问题就是要激发民营经济的活力

现在，我们面对的很现实的就业问题，如果欧美经济持续低迷，出口增长减缓，那么民营企业、特别是传统的以地劳动力成本为主要竞争力的劳动力、以及房地产调控之后从房地产退出来的一部分劳动力，这一部分的就业转移到哪里去，直接涉及到经济转型的进展，以及中国社会的稳定，所以相应的就要给它找一个新的增长点， 那么加速城市化，放松服务业的管制，打破垄断就成为必须走的提条路，比方说出租车，一方面出租车不容易打到，另一方面呢，你又申请一个出租车牌照很难，所以作一个简单的假设，如果真的允许你买一辆车，挂一个牌照就可以申请一台出租车的话，它就会吸收很多的就业，当然它也有管理方面的问题，但确实能吸收很多的就业，它就不会被比较高的审批门槛来设置过多的中间环节，过多的行政审批。

如果要做一个简单的类比，我印象中上个世纪90年代时，每年冬季，北京的每个单位都要专门组织储存过冬的大白菜，家庭买不少储存在阳台上，北京市也是作为十分重要的工作，街上经常出现长长的排队买大白菜的现象，现在放手交给市场之后，运行的井井有条。所以要激活新的增长点，简单一点的判断，就是看哪些地方排队排的长，排的越长，说明现在的管理制度效率越低，解决的不好，借鉴大白菜的做法，放开交给市场来做。

前段时间有一个国家媒体在经济工作会议之前，询问一些学者对经济工作的建议，其中一个题目就是让每个人谈一个当前最急迫的问题和建议，我说最急迫的问题就是要激发民营经济的活力，要扭转审批越来越多，商业成本越来越高，垄断企业的力量越来越强大，降低经济活力的问题。我们要拿出足够的勇气来打破这个垄断，降低这个门槛，让更多的民营企业进入以前不能进入的领域，比如教育、医疗、通讯等，这不仅可以促进经济转型，创造新的就业机会并有利于社会稳定，同时也有利于提高经济的活力。

我们看到，温州和鄂尔多斯这些地区出现了局部的高利贷问题，其实背后反映了中国的民营经济转型缺乏方向的迷茫感，我们从原来做低端出口有一定的积累，下一步我们转向哪里呢？,现在低端出口难度越来越大，所以在没有其他领域投资的情况下，要么转向房地产投机，要么转向矿产投机，要么盲目地转向自己难以承受的资本投资规模庞大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所以我们觉得温州的问题反映了产业升级的迷茫，也反映了国民经济结构转型的迷茫，所以这个时候要这个个案，看到国民经济要引导民营企业进入新的领域，让中国的的民营经济有盈利的空间，而不仅仅是房地产、资产这些炒作投机里面，这对中国经济的转型是十分关键的。

郝明玮总编辑：十七届六中全会专门就中国文化产业问题做出决定，你认为在中国民营企业转型的当口，在文化产业这样一个领域可能会获得多大的空间呢？

文化产业需求火爆 政府应该放松管制

巴曙松研究员：从经济角度来说，文化产业有它独有的特性，比如他可以提升一个国家的软实力，我们还可以说从走出去的角度来看，你会发现欧美，特别是美国的文化产业，美国的电影、好莱坞的大片所潜移默化的传递的美国的理念、习惯和文化传统，为他的企业走遍世界，进行投资提供了一个非常大的软实力的支持，所以使得很多国家的投资者认同你的文化。而我们现在在没有这些支持的情况下，国内企业要走出去，就要靠自己。从前期的信任、文化认同到商业模式，到牌照，还要金融支持，我倒觉得，一个是国家的软实力，在国家经济水平到达全球第二位的情况下，国家的软实力应该相应的提升，从产业角度来看，也是很有活力的一个产业，它能够花比较少的投资带动比较多的就业。而且从消费角度来看，我们现在说扩大内需，首先是扩大消费，扩大消费受发展阶段制约，也是受传统观念的限制，中国的消费者的消费，在此前的阶段，比较看重的是硬消费，你买了多大的房子，你买了什么排量的车，软消费占比很低，软消费主要就包括文化消费，软消费现在还是局限在少数的城市，比如在北京还能时常看看话剧、演出，但是从全国来看，一方面有巨大的需求，有些城市如长沙、沈阳，我们现场看过，文化消费需求是很火爆的，现在是怎么放松管制，使这块产业高速发展，它可以吸收很多就业，也可以降低资源消耗，中国在过去三十年增长里面，很重要一个不足就是消费过大。前一段时间北京的空气质量不好，也不是北京的原因，是整个增长方式的原因。在下一步像北京这样的城市更多的还是要转向文化产业为代表的这些大消费相关的产业， 不一定需要很多的投资，有些城市把它称为楼宇经济，这一栋楼就在做文化以及金融、通讯、医疗等等产业的相关业务，它可能带来的就业的刺激、税收的贡献不比原来的这些大的企业差。

郝明玮总编辑：我去四川考察过成都理工大学传媒学院，大概两万多学生，而且在不断增长，他所营造的这么一个在文化产业的发展环境，好像后劲很强，而且他们也想在西南地区做一个影视方面的国家实验基地，海山也有意走到这么一个领域中去，当然它的这个发展，是利润回报比较长，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民营企业当得不到金融支持的情况下，猛然进入到这样一个领域，会不会有什么问题，，资金链条断裂是很正常的事。

发展文化产业的挑战和机会

巴曙松研究员：我们看到好莱坞的很多大片，考虑到市场的需求，越来越多的加入了中国的元素。中国正在增长的文化需求是好莱坞不得不关注的，最典型的就是《功夫熊猫>，另外，也要看到，许多美国电影，比如说《华尔街2》中的中国人的形象，包括《2012》，植入了一个什么元素呢？中国强大的制造业是全世界关注的，所以电影中就说诺亚方舟是在中国造成的，这一部分中国元素迎合了中国消费者潜在的自我期待，在中国市场反映好，但你仔细看，他们对中国的看法是习惯性的扭曲性的，比如《华尔街2》里面的中国投资者，是对国际规则不了解的暴发户形象，包括《功夫熊猫》对熊猫的描述也是西方文明对崛起的东方文明看法的分裂，他们觉得有时候你很温和，有时候又很难把握的这么一个不确定的摇摆的看法，《功夫熊猫》本身就反应了这个矛盾的结合体。这个其实也反应了我们有这个市场，但是我们没有满足这些需求，而且我们没有通过我们自己的文化产品去让他去认可，去了解，去建立这种沟通，我认为，在文化产业方面，金融业提供支持还是很重要的，就是说我们有很多银行尝试，例如金融业支持很多电影啊什么，都还是个案性质的。它和我们其他行业是一样的，一方面有大量的需求，另一方面有人才储备，中间缺一个可行的商业模式和企业组织方式，缺乏具体的资源配置方式，所以，又有需求，又有人才，需要一个制度环境把它整合起来，中国企业就是这样。中国也不缺钱，怎么通过合理的安排把这些资源整合形成一个合理的产业，这是很大的一个挑战和机会。

郝明玮总编辑：刚才中央电视台访问您的时候，我们听到你谈到出口，出口这个领域现在在不断降低，那么从海山对于非洲的投资来看，往往我们发过去的东西是为了满足自己的企业在非洲地区所获得的项目对中国资源的需求。换句话说，如果是中国的企业普遍在非洲获得更多的项目，那么这样的出口总是很实际的。我们拉过去的东西都是在那边有的放矢的创造价值。所以我认为，以中国民营企业在海外获得资源的这么一个背景条件下，以出口拉动出口是切实可行。

我们必须站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来看产业结构转型问题

巴曙松研究员：确实是这样，我最近看到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写的一篇文章说，中国的决策者面临一个很大的挑战，作为一个大国，原来中国的决策比较多的考虑的是国内决策，或者把国内决策和国际决策分开来看。她认为现在很大的一个挑战是，任何国内决策和国际决策现在都是联一起的，很难割裂。那么，将他们整合起来进行一个新的全球化视野下的决策，既是对中国决策者，也是对欧美决策者的一个挑战。包括，现在我们在中国看到的经济结构调整，房地产调整导致大量的钢筋、水泥过剩，但是放眼全球的话，全球还有很大的市场，有很大的需求的，例如非洲这些地区。所以，我们必须站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来看问题，如果仅仅是放在中国的环境下来看结构调整，那么它的回旋余地有限，所以要有全球化的视野来看待结构调整，拓展视野。

我曾经走访调研的一些企业家就说过，他们希望能形成一个合力，中国的省市都有很强的执行力，中央政府具有很强的战略把握能力，所以，有的企业家建议说，我们首先要对全球可以进行投资的区域进行分类，搞清楚中国主要需要的资源在全球哪些地区，哪些是可以进行产业转移的，哪些是进行市场合作的，这样就可以知道，哪些地区是进行战略投资的，哪些地区是转移过剩产能的，哪些地区是促进产业升级的。这些都搞明白了之后，要形成文化、经济、外交、以及资产安全保护方面的整合能力，这样才能保证企业没有后顾之忧的投资。有的企业家建议说，中央部委主要是管战略，战略确定后，将对外投资工作分工给某个省，由各省直接负责，形成一揽子强大的推动力，比方说安哥拉、加纳，如果由国家元首去推动，不容易与具体的企业对接，在具体的经济执行层面，可由省市负责，这样就会形成强大的执行力。虽然我们不一定具体这么做，但这个思路我们可以讨论。

中国民营企业走出去金融支持要跟上

中国民营企业走出去一定要形成合力，要有统一的布局，把国内的优势延伸到国外。我们看到，大量欧美企业在他们大使馆等机构帮助下到中国开拓事业，拜访专家、拜访政府机构，寻求商业机会，排除商业上的障碍，我们应该把这种职能强化，为我们的企业提供服务、配套支持、金融支持，金融要跟上。比如我们大量的企业在非洲进行矿产开发，很多的都是金融支持跟不上，不得不付极高的成本去和外资金融机构谈融资，而外资金融机构融资成本很高，随着开发进展，通常这些外资银行的做法是不断把他的债权转换为股权，到最后变成为很大程度上为外资金融机构打工。这个现象最终反映了我们本土金融机构支持的不足。所以一方面我们要考虑中国企业走出去，另一方面我们要考虑中国企业在外面创办金融机构来支持中国的企业走出去。

郝明玮总编辑：改革开放三十年到今天，民营企业在金融资源方面获得的支持极少，那么民营企业在今后能够得到什么样的改善，它的融资渠道，需不需要在国家层面得到改进？民营企业往往是在很艰难的情况下很难获得融资，只好通过高利贷获取资源，最后规模虽然做大了，但这样的高利贷是吃不起的。通过近期温州的事件，我们知道一旦高利贷还不上，就会出现今天温州商人潜逃一样的局面，所以，国家层面在金融经济政策上的改造，我以为是当务之急。

金融领域的两个魔鬼竞争比一个天使垄断可爱

巴曙松研究员：我觉得，目前金融改革的进展，成效还是很明显的，但是主要进展在大城市，基于城市的金融市场进展很快，同时这些改进也主要面向大企业、大机构。接下来中国金融改革的重点与此相对应，应该在农村、在中小企业、在进行利率汇率的市场化。

虽然基于机构的金融改革进展不错，但是目前为止依然在很大程度上还保留了利率管制加金融机构准入管制，利率管制就是利率比较低形成的金融配给，大企业能够轻松拿到这些配给。小企业付出较高成本还不一定能拿到这些配给。所以，第二个问题就是准入管制，其他资金要进入这个行业都很难。我们要从这两个方面进行突破，才能真正改善中小企业融资渠道。所以要改善民营企业的融资跟不上，还是要靠价格管制放松和准入门槛降低，这样会使得竞争更激烈，更多的牌照出来后，大的企业就不能依靠牌子照混日子，只能改善自己的服务。至少在金融领域的改革方面以及为中小企业的服务方面，两个魔鬼竞争比一个天使垄断可爱。

我国汇率当前基本达到均衡区间

巴曙松研究员：1994年中国实行汇率并轨以后，定了几句话描述中国的汇率政策，第一句，“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第二句，三性，主动性、渐进性、可控性。第三句，“双向波动，小幅升值”，这个里面“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基本做到了，同时汇率改革也是主动的、渐进的、可控的进行的，但是“双向波动，小幅升值”没有很好做到，也就是说，从1994年汇率并轨以来基本上是单线升值。到了现在看，我们的汇率基本上达到了均衡区间，真正实现了“双向波动，小幅升值”，就是说一个很重要的指标，现在国际上确定的一个所谓衡量贸易失衡的所谓数量规则，贸易顺差占GDP的比重不能超过4%，我们在2007、2008年那个时候很高，2011年已经降到百分之三左右，所以，中国的汇率正在进入到一个“双向波动，小幅升值”的这么一个状态，全年下来还是会出现一个小幅升值的路线，不会像以前一样单边的升值。

低速增长期将会出现孕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关于民营经济当前的布局，我觉得要提示一点，中国经济在非常快的增长时期，政策上往往难有大的突破，经济形势很好，很难形成改革突破的动力。但是，真的出现突破的机会就是在低速增长期，因为很容易形成一个改革的共识，1989年过后，中国经济增长回落到三点几、四点几才有了小平同志的南巡，才有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才保持了高速的增长性。1997年、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显著冲击中国经济，直接推动了国有银行的改革、国有企业的改革和房地产市场的培育。

现在，中国经济可以说又进入到一个相对的中速增长期，可能还有利于促使政策出现明显的突破，比如放松管制的措施，比如扩大内需，比如减税，包括社保、医疗、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培育等等，再比如说我们向农村的投资，还有围绕民生、文化的投资，都将成为未来经济增长的重点，也包括在服务业放松管制。在外需下降多一点的时候，相应会在内需放一部分，至于在哪些领域放，这个时候要做很细的梳理工作，但是在经济低速增长期恰恰容易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在低速增长期一定要把握方向，我个人比较看好顺应中国人口结构变化的大消费产业群，以及与城市化的发展相关的产业和服务业的成长等。因为劳动力成本上升，吸引很多资源进入服务行业，农业也值得关注，当前全球都在城市化，农产品稳步上涨，而且农民出来打工也需要消费，我们怎样让人们放心地、安全地消费食品？如何保证农产品从田间到餐桌整个过程保证健康安全，这些变动中的领域都可能成长出一些大的企业来。与此形成对对的是，房地产行业基本上从一个高速增长期正在进入平稳增长期。

                                               ——《海山国际传媒》编辑部

                                                   2011.12.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