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在2010年正进入一个十分重要的结构转型和政策调整时期，其总体基调保持与去年一致的基础上，会在宏观经济增长的背景下逐步回归正常化，结构调整会对中国经济运行带来新的动力。

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冲击，凸显了经济结构调整的压力，实际上在2007年宏观经济见顶之后，出口就已经面临显著压力，金融危机只不过使得相关转型压力更为尖锐。在特定意义上可以说，尽管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冲击表现为对经济增长速度的冲击，但是实质上是对经济增长方式的冲击，凸显的是经济结构转型的压力。考虑到金融危机从全球范围看，可以说是原有经济平衡被打破而重新寻找再平衡的过程，那么，与欧美等经济体提高储蓄率、减少消费、降低杠杆率相对应，中国必然需要降低对于出口的依赖，转向推动消费的增长和内需的扩张，来替代出口下滑可能带来的冲击。

从经济结构的角度看，中国经济应当说正处于一个新的结构调整的转折点上，在转向一个新的增长动力结构。或许这个转换还需要时间，但是应当说已经开始进入起点阶段。

经济结构转型的方向，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方面：中国经济要从过分依赖投资和出口带动增长的模式转为消费、投资和出口均衡带动增长的模式；从主要依靠第二产业转变到依靠一、二、三产业协调带动的增长；从主要依靠资源消耗转变为主要依靠提高劳动力素质、企业创新能力来发展。

从这几个角度来衡量，中国产业的结构调整开始出现积极的变化，2009年中国经济的增长动力基本上内需，而外需一直处于负贡献的状态。但内需结构有所恶化，也即过于依赖投资的格局有所恶化。所以未来中国经济，从这三个结构调整的方向观察，存在着很多新的机会。

一．扩大内需的切入点——城镇化重新加速

从应对危机一年多来的实际经验可以看到，加快推进城镇化已经开始作为扩大内需的重要切入点和依托。预计在总结应对危机一年来经验的基础上，会在中小城市户籍制度等方面有重要的突破，进而推动城市化进程的加速。

2008年底，按照国际惯例的统计口径，中国城市化率达到了45.7%的水平。这个统计口径是按照在城市居住生活满半年以上的人员即算作城镇人口。但现实生活中，存在着很多农民工在城市打工居住工作半年以上、但是难以在城市留下来的城市人口。无论是何种口径，中国的城市化率水平，都是明显低于国际平均水平和发达国家水平的，城市化的推进会成为中国经济下一阶段增长的重要动力来源之一，对于调整中国的经济增长动力结构会发挥十分积极的作用。

例如，选择一定规模人口以下的中小城市实行逐步取消户籍制度，对于城市化的推进会有积极的推动作用。这些中小城市城乡差别相对较小，推进难度相对较小。这种战略性的部署，实际上比理论界的预普遍期要大大提前，如果从2010年开始破题并逐步推广，可能会成为未来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很重要的一个新的动力。从它带动的消费需求和增加服务业的比重等来看，城镇化是很重要的一条主线，例如，在提高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的过程中，城市的新增市民的增长潜力最大。

城市化的推进，为评估中国的经济结构乃至发展趋势提供了一个新的参照系，特别是对于许多资源的判断。比如对于一些目前一度被视为产业过剩的资源行业的判断，如果仅仅从短期的周期波动来看，很可能有一年两年出现一些过剩。但是放在城市化的大背景下，考虑到它强大的资源需求，未必会得出这个结论。加速城市化，已经成为中国应对危机很重要的一个政策亮点，同时也会继续成为中国经济增长和扩大内需的结构转型的重要动力。考虑到中国未来10－20年会进入老年社会，在老年社会到来之前快速推进城市化，使得未来这段时期成为中国经济增长最为关键和重要的时期之一。

城市化的内需增长主题，实际上来自于近一年来各地进行城市化探索的实践，它既包括原有的城市功能的完善，也包括打破行政区划的城市集群，以及城市规模的扩大。不过，究竟中国应当采取何种城市化的策略与路径，目前还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重要课题，究竟是采取大都市模式，还是小城镇模式，所可以选择的路径实际上是有显著的差异的，目前对此还没有形成十分清晰的导向。

二．扩大消费到达成长的拐点

在结构转型的压力之下，消费的重要性得到广泛关注，实际上，从发展趋势看，中国在当前经济结构的转型中扩大消费，也正处于一个重要的拐点上。2009年，消费品零售总额的预计增长幅度超过15%，接近20年来的最高水平，显示在危机时期中国消费的巨大潜力。

中国消费动力的积累，来自于当前的特定发展阶段和结构调整的动力，这既包括城市化加速带来的消费动力，也包括新增城市居民以及迅速扩大的中间收入阶层带来的购买能力，还包括劳动力报酬提高所可以积累的新的消费能力。一个很重要的观察指标是，以前只是在经济繁荣时出现过“民工荒”现在在复苏阶段就开始出现，因而，发展经济学中的所谓“刘易斯拐点”可能正在到来。

从特定意义上说，在短期内为应对危机，强调刺激总需求固然重要；但是从中期的增长转型情况而言，培育供给更加重要。如何来扩大和发掘这些内需的增长点才是结构转型的关键所在。

三．区域结构调整：中西部率先复苏，沿海地区面临外部流动性支持

区域结构对于观察中国经济发展也十分重要。在应对危机时期，中国的区域增长格局开始出现意味深长的分化。这种区域的多样化增强了中国经济应对危机和吸收冲击的能力。从2009年的增长格局看，中西地区的复苏强度和速度明显高于沿海发达地区。上半年除山西等资源大省因为资源价格大幅波动导致增长受到冲击外，大部分东部沿海省市的GDP增速都低于中西部地区的平均值。这是由于沿海地区经济结构中外资外贸占比较大，这些地区也因此承受了来自结构转型和金融危机的压力。相比而言，中西部地区原来基础设施不完善，经济刺激计划中新增的四万亿投资很多就投放于中西部地区。与此同时，东部地区的产业也在向中西部地区转移。这两方面的因素使得银行信贷也随着中央的项目到了中西部。所以2009年信贷投放的前十名的省份里中西部占了相当的比重。

从趋势看，2009年所形成中西部地区的增长动力有望延续，特别是城市化从中小城市的突破、以及2009年新开工项目的陆续启动建设，中西部地区依然会保持良好的增长趋势。

不过，同样不容忽视的是，随着2010年在内部流动性依然保持稳定增长的同时，外部流动性开始流入，会对经济增长的区域格局形成调整的新动力。外部流动性如果重新成为流动性投放的重要渠道，则外资外贸比重较大的沿海发达地区，可能会重新获得流动性的支持，从而获得新的增长动力。实际上，在以银行信贷投放占主导的流动性增长机制下，银行信贷较多的地区就会具有较为宽裕的流动性，这些在不断投入大型基础设施项目中西部地区能够获得先机。然而，当外部流动性和外汇占款重新成为流动性增长重要的推动力之后，原来这些外资外贸占比较大的东部沿海地区，可能会重新获得流动性增长的动力。

四．战略性新兴产业

从目前界定看，战略性新兴产业主要包括了新能源、新材料、生命科学、生物医药、信息网络、空间海洋开发和地质勘探等在内的新兴产业。从全球范围内的金融危机演变历程看，每一次金融危机是否真正结束，往往是以是否形成有带动作用的新兴产业为代表和标志。美国等发达国家也已经充分认识到这一点，在低碳经济、生物技术、物联网等领域，都开始在做大规模的投资和探索。战略性新兴产业也是观察经济发展的很重要的一个方向。可以预见，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大规模投资将逐步展开，这也会对中国经济结构的调整乃至整个经济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五．结构调整的改革配套

首先，要素价格改革等推动结构调整。随着结构调整的深化，客观上需要经济体制的改革来推动。首先是资源和要素价格的市场化改革，其中包括了公用事业价格调整，要素价格改革以及排污权交易的试点等。在特定意义上可以说，中国一度局部形成的主要依靠低价格竞争，实际上是依靠定价过低的资源和要素生产产品竞争，这直接导致资源的浪费，要素价格改革就是要以灵敏的市场机制和价格信号体现资源和要素的真实供求关系，并且发挥调节市场供求的功能。其次，国企和垄断企业的改革，目的是创造大型国企、中小企业、民营企业之间公平竞争的氛围，从而更好的推动经济结构的优化转型。同时，包括财税体制、金融体制改革和国民收入分配改革在内的众多改革都将是推动结构转型重要着力点。

其次，房地产行业面临两难选择。结构转型方面，房地产作为一个行业显得十分重要。现在的房地产市场广受关注和争议。但实际上，在当前的经济复苏过程中，这个行业正处于一个非常微妙和两难的位置。一方面，房地产行业对带动经济增长，发挥了非常积极的作用。在宏观经济政策逐渐正常化之后，而新的增长点尚未出现之前，这个中间阶段的房地产市场在维持经济增长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另一方面，全国主要城市的房地产成交量和价格等，已经超过2007年的最高点。因此在房地产领域，决策者面临着非常重要的两难选择。首先是怎样发挥其对实体经济的带动作用；同时，它又关乎到民生问题和资产泡沫可能带来的金融体系的风险累积问题。在1999年住房制度改革到2005年期间，中国的房地产主要表现为实业品特性。但是2005年至今，尤其是2009年，中国的房地产新开工量、价格、销售与信贷等金融指标间的相关性越来越强。换言之，在中国，房地产已经基本成为典型的金融资产，成为居民重要的资产配置中的备选资产。如何把握房地产的实用品和投资品特性及其可能带来的影响，如何解决中低收入阶层的住房和工薪阶层的住房问题成为结构调整的问题之一。

综上所述，2010年是宏观政策逐步回到正常化的一年。同时，在应对危机过程中，中国经济开始出现一些新的趋势，其中以加速城市化来扩大内需的政策主线等必然会对未来中国经济的增长格局产生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