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总体规模的迅速上升，促使中国的决策者和企业家在把握中国经济走势时，都必须更为关注全球的经济运行趋势，而中国经济的运行趋势也会对全球经济产生更大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必须高度关注全球化在后危机时代的演进。

后金融危机时代是中国加快资本形成和资源布局的重要时间窗口

金融危机对全球经济形成了显著的冲击，中国经济在经济刺激和经济转型动力推动下迅速复苏，无论是投资规模和信贷投放等，都表现出异常强劲的增长。如果在发达国家经济运行十分强劲的时期，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必然会带来对全球资源的强劲需求，进而成为许多摩擦的根源和导火索。但是，正因为危机时期，中国能够保持更快资本形成速度来推进城市化，因为发达国家的经济依然相对低迷，这就给了中国经济一个良好的时间窗口来从事资源的布局。中国通过加速城市化来扩大内需，增大了对全球资源的需求，在危机时期成为中国经济带动全球经济复苏的重要途径。

因此，2010年以及未来一段时间，全球经济的相对低迷，以及资源价格相对较低，为中国加速城市化提供了良好的布局机会。索罗斯说金融危机对美国冲击最大，中国受益最多。实际上，这次经济危机到目前为止，中国只是受到的冲击较小，而得益的多少，还要看后危机时代，是否可以充分利用当前的后危机时期的时间窗口及时进行良好的布局。大致来说，这种布局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推进：

第一，资源的布局。中国要加速城市化，需要根据城市化加速的需求对全球资源进行布局。

第二，提升中国在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的位置。金融危机时期，许多已经在发达国家没有市场、利润率差的技术和企业、乃至品牌等，可能在中国依然有很大的增长空间。能够推动中国在全球化分工的产业链位置提升的技术和产品，在中国市场依然有非常大的增长潜力。长期以来中国的企业基本上集中在加工制造环节的中低端，在金融危机平稳之后的一段时期内，应该是整合实用的产品、技术、品牌和资源的一个比较合适的时期，也是提升中国的企业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的好的时机。

第三，新兴产业崛起。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很有可能在一些新兴技术领域进入全球领先行列并形成突破。中国加工制造能力很强，如新能源之类的新兴领域等，有可能做的更好。同时，关注新兴产业，也可以使得中国的企业在向全球购买适当的技术和企业时，能够更好地把握全球产业波动的趋势，避免收购那些可能在下一轮经济周期中被淘汰、被更新的产业。

中国将有更为广泛的空间参与国际规则的学习、适应和治理

在金融危机中，中国经济的良好表现赢得了广泛的关注，中国的决策者对于中国当前的发展状况也保持了十分清醒的把握。不过，从总量看，中国经济即将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使得中国的企业家必须要更多关注全球市场，关注全球规则。在国际规则领域，中国的企业家除了被动的学习和适应之外，还应当更多参与，可以看到，这样的空间正在拓展之中。

美国的去杠杆化必然会导致中国部分外需的结构性萎缩，但是对美国居民储蓄率上升的不必做过于悲观的预计

从经济政策线索的角度来看，中美之间的在应对危机时期的表现具有十分明显的对应，例如，在美国表现为去杠杆化、提高储蓄率、减少消费，在中国则表现为再杠杆化、降低储蓄率、提高消费，同时减少对于出口的依赖。

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储蓄率提升的幅度直接影响到中国出口可能受到冲击的程度，如果美国的居民储蓄率大幅持续上升，中国的出口就需要作出大幅调整的准备，这包括过剩的出口产能的转移和消化等。不过，从趋势看，不能对美国居民储蓄率的上升做过于悲观的预计。从2009年的美国居民储蓄率的演变看，上半年美国经济迅速恶化的时期，美国居民的储蓄率一度达到7%，离格林斯潘上任之前的8％左右的平均水平只有一步之遥，所以可以看到中国的出口一度面临十分困难的局面。不过，从现在的演变趋势看，毕竟消费金融的发展对于金融体系来说是一个进步，美国居民的储蓄率要完全恢复到10多年前可能并不容易，现在美国的储蓄率又下降到4%-5%之间，而2010年美国市场的主流预测是其储蓄率会进一步降到3%～3.3%之间，与此形成对照的是，美国消费者会腾出一部分储蓄来重新进行消费，中国的出口可能出现超预期的恢复。

综合以上分析，中国经济对全球经济影响力的上升，也对中国经济提出了新的增长空间，值得我们认真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