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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重启出发,正在逐步恢复往日的生机与活力,武汉需要从伤痛中走出来,继续踏上一度中断但并未改变的良好发展趋势,走向新的繁荣。
 
疫情将改变中国乃至全球的经济发展格局
 
为控制疫情传播,各国采取的行动限制措施极大地冲击了社会消费、生产和贸易活动。
 
流行病的暴发无一例外会使得暴发地经济受到冲击,如果是全球范围内的疫情将产生更大影响。疫情对经济的影响大多是一次性冲击,特别是在消费和贸易领域冲击更为显著,但是影响程度与疫情所处国家的经济结构、经济发展周期阶段有较大的关系。例如2012年和2015年沙特与韩国分别暴发了MERS疫情,由于韩国在全球产业链中占据更重要的地位,疫情暴发后韩国出口增速下滑近10个百分点,对全球经济的负面冲击也更为显著。2009年H1N1流感在美国暴发,全球经济正处在金融危机之后的修复期,疫情拖累了经济恢复的速度,但并没有造成经济增速的二次下探。
 
为有效抑制新冠疫情传播,中国付出了巨大的经济代价。2020年1-2月,中国投资增速下降24.5%,社零增速下降20.5%,工业增速下降13.5%,均达到有记录以来的历史最低水平。3月18日,武汉新增确诊病例首次为0、新增疑似病例连续为0,中国的疫情防控工作重点也逐步转变为“外防输入、内防反弹”,社会生活生产工作高效有序的恢复。3月底,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平均开工率和复岗率分别达到98.6%和89.9%,广东、江苏、浙江、山东、福建等工业大省已基本全部开工。在内部生产恢复的同时,中国也参与到了全球的疫情防控中,帮助海外国家生产疫情防控相关医疗物资。
 
一般而言,疫情对经济的影响多表现为一次性冲击,伴随着疫情结束,经济生产活动能够较快恢复。但是对于当下中国,仍然需要密切关注疫情在全球范围的发展,及对经济产生的持续、多次冲击。疫情严重的海外国家在二季度或将面临更严重的经济冲击,并对中国经济造成不可避免的外需拖累与二次冲击。
 
在全球化互联更加紧密的当下,疫情对经济的影响不仅限于一国的生产和消费,其对于产业链的影响更可能产生全球化之下的共振。有流行病学家研究发现,历史上欧洲铁路的公里历程数和每一次流行病带来的损失关联度非常大。现在,全球产业链的高度融合和紧密联系将使得疫情对经济的影响更加多维化。
 
经历疫情考验,武汉将迎来新的发展机遇
 
两个月的暂停之后,武汉已经按下重启键,企业陆续复工复产、居民生活逐步恢复、重大工程项目成功重启。在防疫过程中,不可避免地暴露出一些城市治理建设的问题需要得到修正,同时疫情并不能动摇武汉长期发展的根基与趋势,应当看到在疫情之前武汉正处在一条健康发展且局势良好的发展道路上,疫情之后,武汉应该抓住灾难带来的思考与变革机遇,加速开启新的城市腾飞进程。
 
对于疫情暴露出来的问题,需要有效纠正。一方面,武汉需要对现有医疗体系进行梳理升级,增加感染科和重症科的建设投入,升级基层医疗设备及医务水平,构建以医联体为主的分级诊疗体系;另一方面,武汉应该在现代化城市管理、应急响应机制建设过程中,加强大数据、云计算、数据库和物联网的投入,升级数字化城市现代管理体系。此外,疫情过后居民生活卫生习惯的转型、现代城市农贸市场的改造、城市农民工融入城市及贫困群体的生活保障体系建设也需要及时予以重视,防止疫情之后的次生冲击发生。
 
尽管疫情对武汉的影响是巨大的,但是并不改变武汉长期发展的核心优势与趋势。九省通衢的武汉是中国经济地理的“心脏”,也是中国历史上经济、政治、军事、文化重镇,坐拥区位优势使得武汉能够在长江经济带和“中部崛起”战略中发挥关键作用。经济重启之后武汉应充分互联互通,稳定产业链和供应链格局,并适当兼顾周边中小城市的生活生产恢复情况,提升武汉在长江中下游城市群中不可替代的战略地位。
 
作为中国历史上的重要工业城市,洋务运动时期的汉阳铁厂和汉阳兵工厂就被西方视为中国觉醒的标志,目前武汉在全国25大工业城市中位居第八,2019年武汉市政府推出了《关于推进重点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重点发展集成电路产业、光电子信息产业、汽车产业、大健康产业、数字产业、航空航天产业、智能制造及高端装备产业、新能源与新材料产业八大重点产业,将成为未来武汉腾飞的重要抓手。疫情之后,远程医疗、线上教育、线上办公等新兴产业也可以与武汉当下的重点产业结合,以更大的力度推进发展创新。
 
武汉有89所大学,本专科及研究生人数超过百万,是世界最大的大学城之一,庞大的科教体系为城市发展提供了核心潜力,此次武汉抗击疫情过程中,武汉各高校的校友组织发挥着十分活跃的作用。未来盘活高质量的科教资源是武汉发展的重要条件,需要通过创造多元化的就业机会、提供具有吸引力的就业政策、打造更温暖的城市氛围留住人才、留住城市发展未来。
(巴曙松去年在武汉长江边留影,他感慨恍如隔世)
 
做出巨大牺牲后重启,武汉企业和武汉人需要被善待
 
武汉在抗击新冠疫情的过程中表现出了自我牺牲精神和大局意识,在疫情结束后,武汉应该得到更多针对性的具体支持与关怀。在全国经济恢复进程中,武汉由于经济暂停运行的时间更长,在恢复过程中面临的问题也更为严峻,尽管目前国家出台了多项针对湖北及武汉的扶持措施,财政部正在研究财税支持湖北经济社会恢复的方案,或加大转移支付和税费支持力度,中国人民银行提出会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企业,尤其是民营小微企业的金融服务力度,通过支持企业来促进就业。
 
但是武汉重启过程中依然面临许多结构性问题和隐性的障碍。中小企业面临生存困难,制造业企业营收大幅下滑,资金链高度紧张、订单流失、产业链供应不足、招工困难的现象依然十分严峻,弱势群体短期难以复工或导致返贫人数增加。针对这一情况,武汉需要更多针对中小企业的扶持政策和民生保障的支持政策,确保中小企业在疫情过后继续活下去,确保居民有能力正常生活工作,才能使得社会经济生活真正重启。
 
除了有形的政策支持之外,对于武汉和湖北人民的人文关怀也十分重要。武汉人民坚强如斯,但是经历疫情所带来的生死别离、长期居家隔离、生产工作的暂停,不可避免会造成心理创痛,需要时间整理恢复,特别是抗疫一线的医护人员需要给予必要的心理疏导。
 
有人说,疫情之后,判断一个城市或地区发展是否是个有价值观、有包容心、有发展潜力的城市或地区,有个简单的观察指标,就是看他们是如何对待湖北人、特别是武汉人。武汉为抗击疫情付出的努力应该被历史铭记和感谢,相信未来疫情导致的“地域偏见”会逐步减少,期待武汉人在各地会被温柔对待。
 
疾病正在让人类重新思考包容多元与合作的价值。究竟疫情之下,全球是走向相互指责,还是携手同行。事实上,疫情的全球扩散已经给出了答案,人类是命运共同体,唯有合作,人类才能免于灾难。
 
期待武汉也会在经历疫情之后,大幅提升城市管理能力和危机应对能力,不仅从人口规模和经济规模上,而且从管理能力上,真正跻身世界级的大都市,带动中国的中部崛起和经济的腾飞。期待将来梳理与回顾经济发展的历史时,可以说,抗击疫情引发了中国乃至全球对于经济发展与人类命运的深思,那一年遭受巨大疫情的武汉,在新的环境下的重新崛起。
 
文章原载于长江日报(2020年4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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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曙松

巴曙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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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银行业协会首席经济学家、香港交易及结算所首席中国经济学家。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中央国家机关青联常委,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副秘书长,还担任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企业年金资格评审专家、中国证监会基金评议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银监会考试委员会专家、招商银行和招商局香港总部的博士后专家指导委员会委员等,先后担任中国银行杭州市分行副行长、中银香港助理总经理、中国证券业协会发展战略委员会主任、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联络办公室经济部副部长等职务,并曾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主讲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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