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曙松：平衡抗击疫情与恢复经济，促进培育新增长点-切.格瓦拉：让我们面对现实，让我们忠于理想-财新网

巴曙松观点：

1，预计疫情对中国经济活动的影响应当是暂时性的，更值得关注的是在疫情得到有效控制之后，及时总结提升此次疫情中暴露出来的城市化快速推进中的应急管理能力和公众卫生服务能力。

2，疫情逐步得到控制之后，总体上对中国经济活动的影响应当是暂时性的，下半年的经济增长有条件明显恢复。

3，稳定市场的核心是稳定对经济后续增长的信心和市场主体的预期，因势利导，引导产业结构的调整和新增长点的培育。

4，中央要求疫情期间做好“六稳”工作，其中稳就业居于首位，我认为是非常关键的。

本次肺炎疫情对国内经济将会产生哪些影响？宏观经济政策如何应对？围绕这些问题，新京报记者对巴曙松教授进行了专访。

新冠肺炎对经济的影响应当会超非典，要准备好不同疫情场景下的政策应对工具

新京报：目前中国经济增长处于放缓阶段，本次肺炎疫情对国内经济的影响是否会与2003年SARS的影响类似？

巴曙松：从目前的统计数据观察来看，新冠肺炎对经济的冲击与非典可比性不强，但以下因素决定了其影响应当会超过非典。

第一，两次疫情所处的经济周期不同。2003年全球经济处于强劲复苏期，当年世界经济增长3.7%；中国经济在当时也享受着加入WTO带来全球化红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速高于20%。而2020年贸易不确定性犹存，2019年世界经济仅增长2.9%，中国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速徘徊于8%-10%之间。

第二，中国的经济结构发生很大变化。2003年净出口和固定资产投资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力，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合计能达到75%，消费支出的贡献度仅为22%；然而近些年中国经济已过渡到内需消费驱动，2019年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升至57.8%。

第三，中国制造业产出规模以及所处的全球价值链位置也完全不同于2003年。2003年中国制造业产出刚突破5000亿美元，截至2018年这一数字为4万亿美元，位居世界第一。

第四，中国经济占全球的比例相比于2003年已上升近4倍，全球经济对于中国经济的依存度高。

总的来看，相较于2003年非典疫情，本次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在一个全球经济增速更低，中国更依赖消费驱动、更深度参与全球贸易分工的时期。

无论疫情防控措施是延长休假还是增加人员、物流运输成本，中国经济总量的三分之二都会受到不同程度的负面影响。但根据疫情本身的规律和当前党中央统一部署、各级政府严厉有效的及时管控，预计疫情对中国经济活动的影响应当是暂时性的，更值得关注的是需要在疫情得到有效控制之后，及时总结提升此次疫情中暴露出来的城市化快速推进中的应急管理能力和公众卫生服务能力。

新京报：有观点认为，本次疫情对GDP增速负影响或超过0.5个百分点；还有国际投行预计，若疫情延续至第二季度，2020年GDP增速可能降至5%。你怎么看疫情对2020年GDP的影响？

巴曙松：当前对于疫情的走势有不同的看法，经济政策分析只能是假定不同的情形，做好事前的政策准备。

如果疫情在短期情况下没有明显得到控制，即新增病例没有环比下降，那么随着各地务工人员逐渐返回工作地，疫情可能会持续一段时间。参考非典疫情，当时直到5月之后，随着气温转暖、病毒传播活性下降，病例才逐渐得到控制。如果本次新冠肺炎的新增病例在未来2-3个月内持续上升，那么2020年前两个季度的经济活动将受到明显的影响，经济增速可能连续两个季度降低，第一季度受到的影响会更大。

由于2019年宏观杠杆率创新高、基础货币M1增速持续低迷、私人企业的债务杠杆本来就位于高位，随着疫情对经济活动的扰动，企业部门，特别是民营企业、中小企业的现金流的压力将会加剧。从目前的趋势预计，2020年第一季度GDP可能降至不及5%。需要关注的是，如果交通管制持续，运输不畅导致结构性涨价影响下，2月通胀有冲高风险。而2020全年的GDP增速情况更多地需要依赖政府的货币与财政政策的支持力度来做出判断。因此，需要事前充分预计疫情的不同演变情形，相应做好政策准备，降低疫情对中国经济的冲击。

当前的格局下，要更加关注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的经营困境，关注农民工和进城务工人员等弱势群体，关注季度环比的经济增长恢复状况，关注全球以及部分地区过于严厉的反应举措（例如阻隔交通等）可能产生的负面冲击。相信疫情逐步得到控制之后，总体上对中国经济活动的影响应当是暂时性的，下半年的经济增长有条件明显恢复。

疫情对消费影响最大对房地产投资影响有限，外资的持续流入表明看好A股后市

新京报：按消费、投资、进出口来分，哪个部分受到疫情影响可能最大？具体有哪些行业受到疫情影响会比较大？

巴曙松：相比较来说，消费受到疫情影响最大。以非典为例，非典疫情暴发期约在2003年2月底至5月初，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速下降明显，从3月末的9.3%下降到5月末的4.3%。在固定投资和出口方面，非典疫情的实际影响不大。以非典类比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固定投资和出口可能影响还有待观察，疫情首先的影响就主要聚焦在消费。

从消费来看，食品饮料、旅游、交运、商贸零售、酒店餐饮等行业受疫情的冲击比较大。新冠肺炎疫情在春节期间暴发，春节是每年消费的高峰期，疫情暴发后餐饮店停止营业、春节档电影大部分延迟上映、旅游景点关闭、商场超市缩短营业时间。另外，为了控制疫情，对交通运输行业进行管制，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农产品的供给，从而影响消费。

从固定资产投资来看，如果疫情能在2月底得到有效控制，开工期延后幅度不大，那么2020年与2019年开工期相差不大，固定投资有望保持稳定。具体到房地产投资，在非典疫情期间房地产投资出现较为明显的滑落，这可能因为非典期间政府通过宏观调控来抑制房地产泡沫。2019年12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表示要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全面落实因城施策，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的长效管理调控机制，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在此背景下，新冠疫情对房地产投资影响有限，房地产投资在全国范围内大起大落可能性较低，受疫情冲击较大的城市还有政策因城微调的空间。

从进出口来看，进出口方面可能小幅震荡。目前，我国被WHO列为PHEIC（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但这并不意味着“疫区国”。国际市场普遍预期三个月后我国可以控制疫情，结束PHEIC状态，如果能实现这个目标，预计就不会出现出口大幅度下滑的结果。由于疫情对消费影响较大，疫情可能降低企业的原材料等进口的预期。

新京报：金融市场将会受到哪些冲击？

巴曙松：从目前的全球市场看，此次疫情对于金融市场的冲击主要集中在几个方面。

第一，从全球固定收益市场来看，疫情影响了投资者风险偏好。自去年出现美国10年期与3个月期国债收益率倒挂以来，春节期间再度出现倒挂状态。

第二，从全球大宗商品市场来看，投资者对未来实体经济有一定担忧。投资者对未来原油和工业金属的需求持担忧预期，春节期间，黄金期货上涨1.8%，伦铜期货下跌7.5%，纽约原油期货下跌6.5%，伦敦原油期货下跌7.2%。投资者对贸易的担忧也反映在金融市场上，1月31日BCI指数（海岬型船运价指数）跌幅创下了一个历史纪录，这是历史上国际干散货运相关指数第一次出现负数。

第三，全球权益市场普跌，影响了投资者信心与交易情绪。就我国股票市场来看， 2月3日A股遭遇较为剧烈的下跌，是预期之中的，这一大跌是对春节长假期间疫情超预期发展的市场体现。但2月3日外资北上资金达到181.89亿元，市场剧烈的调整也迅速释放了前期停市期间积累的风险。外资的持续流入表明外资看好后期资本市场的表现。

宏观政策的核心是稳信心、稳预期，宽松货币政策需要持续到疫情结束

新京报：在疫情冲击经济之下，宏观经济政策可以采取哪些措施来应对？

巴曙松：新冠肺炎疫情对我国经济的最大冲击并非仅仅是疫情导致的感染人数和死亡人数，更需要关注的是，从预期来看，居民和企业部门可能产生恐慌，有可能导致经济增长预期偏悲观。因此，稳定市场的核心是稳定对经济后续增长的信心和市场主体的预期，因势利导，引导产业结构的调整和新增长点的培育。

从就业政策来看，应鼓励和允许企业根据其自身经营状况采取灵活的用工政策，有条件的企业推行在家办公、线上办公，教育培训机构鼓励线上教学。对于疫情期间的薪酬，企业和用工单位可以和员工商量确定。对主动增加就业岗位达到一定条件的中小企业提供专项奖励。同时，相关政策要重点支持受冲击最大的地区、行业和社会群体，例如武汉、温州、重庆等城市，中小企业以及农民工、进城务工人员等弱势群体。中央要求疫情期间做好“六稳”工作，其中稳就业居于首位，我认为是非常关键的。

从货币政策来说，首先，要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通过进一步压缩银行加点以降低LPR的难度较大，MLF降息的必要性就可能上升。未来如果新冠肺炎疫情对经济的冲击加重，可考虑对特定受冲击较大的银行业机构降准。其次，要加大对疫情防控相关领域的信贷支持力度，引导信贷市场利率水平下降，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发展。最后，要为受疫情影响较大的地区、行业和企业提供差异化优惠的金融服务。例如，通过资产证券化业务、投贷联动和推动债券品种创新可以有效支持受疫情影响的小微和民营企业发展。

从财政政策来看，对受疫情影响的地区、企业和具体的社会团体采取诸如减免税费、延期缴纳社保、减免租金和提高贴息支持力度等财政政策短期内有利于疫情防控和恢复生产。其他措施还包括：支持开发性、政策性银行加大对重点基建领域的信贷和投资支持力度；各级地方政府以此为契机加大医院等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改善中国长期处于紧平衡的医疗资源。

另外，值得强调的是，此次疫情暴发的地点首先是从武汉开始的，武汉在整个中国的交通网络中处于非常重要的枢纽位置；疫情暴发的时间正好是人流大规模流动的春节前后，这无疑加大了此次疫情防控的难度。为了应对疫情，对武汉进行“封城”，我认为是一个艰难但是重要的决定，武汉和湖北人民承担了此次疫情的主要成本，通过“封城”，以有限的本地医疗资源来控制疫情的扩散，武汉和湖北的人民表现出巨大的牺牲精神和全局观念，我们应当向他们致敬，这无疑有助于整个疫情的管控，财政上也需要加大对武汉和湖北的倾斜。

新京报：2月3日、4日央行两日投放累计达1.7万亿元。7天期和14天期逆回购的中标利率均较以往下降了10个基点。这些措施能起到哪些作用？宽松的货币政策需要持续多久？

巴曙松：央行此次操作，一方面是对冲公开市场逆回购到期和金融市场资金集中到期等因素的影响，另一方面是维护疫情防控特殊时期银行体系流动性合理充裕。及时调整的流动性供给政策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首先，稳定投资者的预期，提振金融市场信心。央行公开市场操作利率是通过向公开市场业务一级交易商招标形成的，超预期流动性投放推动2月3日公开市场操作中标利率下行了10个基点，事实上达到了客观上预期中的“降息”效果。

其次，稳定资本市场，尤其是股票市场的需求。此次央行先于MLF利率直接下调逆回购利率，并且决策时间在股市开盘以后，晚于常规操作时间，主要是出于股市维稳的需求。在2月3日股市大跌之后，2月4日出现反弹，说明恐慌情绪得到一定遏制，股票市场逐渐步入相对平稳的阶段。

最后，降低融资成本，服务实体经济。央行在保障流动性合理充裕的情况下，引导金融市场利率水平下降，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发展、提高应对疫情影响的能力。目前主要是小微经营贷和居民消费贷的需求受影响，整体上信贷需求受影响不大，目前宽松的货币政策可以解决受影响企业的流动性问题，也使其能够在复工后尽快投产；降低融资成本也可减少因短期停工造成的损失。

宽松的货币政策需要持续到疫情结束，央行本次选择长短搭配来投放流动性，逆回购操作不仅涉及7天期，还投放了14天期逆回购，14天期逆回购操作可以更有效地平稳节后流动性供需。由此来看，货币宽松预期可能持续时间较长。逆回购利率下调后，央行大概率会下调MLF利率，进而带动LPR下行，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减轻疫情对实体经济的冲击。

对中小、民营企业进行积极财政支持，受影响企业可缓缴或降低社保等相关费用

新京报：延期开工、需求减少，导致目前有相当多企业现金流承压，特别是中小企业，如何帮助这些困难企业？

巴曙松：2019年12月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文本达成一致，经历了中美贸易摩擦，很多行业正面临调整期，尤其是外向型产业。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采取的各种管控措施对旅游、餐饮、酒店、教育培训、物流等行业造成影响，对内需消费行业影响较大。我认为，主要可以采取三个方面的措施帮助困难企业。

首先，对遭受疫情打击较重的中小企业、民营企业进行积极的财政支持。2019年已大规模施行减税降费，全方位减税降费财政可能吃紧，本次财政可以重点支持受疫情影响较大的地区和部门。例如降低受疫情影响的企业税费负担，缓缴甚至降低社保等相关费用，提供金融支持，帮助企业渡过难关，鼓励推行租金补贴与减免。

其次，提供差异化融资支持服务。对受疫情影响较大的批发零售、住宿餐饮、物流运输、文化旅游等行业，以及有发展前景但受疫情影响暂遇困难的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不得盲目抽贷、断贷、压贷。信贷传导渠道是我国最重要的货币政策传导渠道，但目前看传导效率有待提高，通过资产证券化业务和推动债券品种创新可以有效支持受疫情影响的小微和民营企业发展。

最后，融资和降税减费优惠政策向在抗击疫情中做出贡献企业倾斜。

新京报：近日，央行、银保监会等部门连发文件强化金融支持防控疫情，重点包括加大信贷支持力度等。这是否影响利率市场化改革？

巴曙松：监管部门的要求涉及下调贷款利率等，但银行等金融机构对企业的贷款量和贷款利率需要根据LPR形成机制确定。在LPR形成机制下确定的对受疫情影响较大企业的合意贷款量和利率，具有市场化特征，不会影响利率市场化改革。

另外，存量浮息贷款的LPR转换为3月开始，目前进度没有受到影响。

新京报：目前已有苏州、上海、北京等地区提出了支持中小企业的措施，例如减免税费、延期缴纳社保、减免租金等。税收减少、支出加大，是否需要提高财政赤字率？

巴曙松：财政政策是宏观经济调控的重要手段。与货币政策相比，对受疫情影响企业减免税费、延期缴纳社保、减免租金和提高贴息支持力度等财政政策短期内有利于疫情防控和恢复生产。短期的财政政策可以形成强有力的经济托底政策，直接改善居民和企业部分的收支，影响全社会对经济前景的预期。

防疫所采用的短期财政刺激政策可能增加地方政府财政赤字率，在这方面，短期应突出疫情应对的举措，财政赤字率可暂时不受3%的上限限制。在特殊情况下的短期内财政赤字小幅度超过3%，并不会影响我国财政的可持续性。赤字率不超过3%的标准适用于经济增速较低、政府债务率较高的西方发达国家。

对于债务率较低的省份，地方政府可通过发行专项债券缓解支出压力，例如发行应对本次疫情专项债，对医院、医务人员以及疫苗研发、医疗物资生产企业进行专项补助。考虑到我国部分地方政府债务较高，对于债务较高的省份，一方面，财政支出将以中央财政多承担为途径，减少地方联合出资份额，保持宏观杠杆率基本稳定；另一方面，监管机构可以允许地方政府通过拉长地方债久期，置换为低利率地方债等方式减轻地方政府还款压力。

文章原载于新京报（2020年2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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