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曙松：金融业在大湾区如何融合发展-切.格瓦拉：让我们面对现实，让我们忠于理想-财新网

粤港澳大湾区正处于由服务经济向创新经济转型升级的关键阶段。从产业结构看，中国香港与澳门服务业占GDP比重已超过90%，珠三角九市第三产业占GDP比重由2005年的46.3%持续提升至2018年的57.2%，第二产业中高技术制造业增速明显快于第二产业整体增长，形成了较为先进、完整的制造业产业链。从研发投入看，珠三角九市研发支出占GDP比重的均值由2010年的1.7%提升至2017年2.6%，其中广州、佛山、江门等城市在研发投入占比上有明显提升，改变了深圳一枝独秀的局面。从开放度看，“9+2”城市群中，除澳门和肇庆外，其余各市的对外贸易依存度均大幅高于全国整体水平。

当前大湾区产业发展的一个特征是金融业呈现融合发展趋势，“金融+融合”为大湾区产业差异化升级提供了更丰富且多元的金融支持。一方面，伴随着金融业空间分布由香港单中心向港深穗多核心演化，在银行、保险、证券、基金等传统金融业之外，特色金融业态也日趋丰富，包括绿色金融、金融科技、融资租赁、不良资产交易等；另一方面，粤港澳三地金融机构的跨境展业、金融服务的跨境提供以及金融市场的互联互通在形式上日趋丰富，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区域内金融要素的自由流动与合理配置，这有助于发挥大湾区“一二三四”（一个国家、两个体制、三个关税区、四个核心城市）的差异化优势。

金融机构在大湾区应如何融合发展？

粤港澳三地金融机构将更多呈现跨境合作与协同发展的局面。港澳金融机构在广东已有设点展业的先例，如澳门国际银行分别于2017年3月、2018年11月、2018年12月设立广州分行、佛山支行和东莞支行，其中广州分行为首家进驻广州的澳资银行。随着2018年以来内地金融业对外开放举措逐步落地，其将在银行、保险等领域突破CEPA框架，为港澳金融机构在大湾区展业带来机遇。分机构看，内地新一轮开放政策对于银行、保险机构主要是放宽或取消外资设立分支机构的门槛、扩大跨境业务范围，在证券、基金领域主要是放开中外合资机构的外资持股比例等限制。

大湾区存在广泛的跨境金融需求，包括大湾区基础设施建设与新经济企业发展带来的跨境融资需求、三地企业与居民的跨境支付结算需求、内地居民对于香港优质寿险和财险等保险产品的需求、粤港澳三地居民对于跨境车辆险实现产品互认的需求等，这为三地金融机构提供跨境服务带来了发展机遇。

以银行业为例，港澳银行拥有丰富的跨境服务经验，而广东银行拥有丰富的客户资源和网点资源，通过合作，港澳银行可借助后者资源发展零售客户和中小企业客户，而广东银行可通过港澳银行进一步开拓境外市场，实现协同发展。

此外，银行业在金融科技领域也存在广阔合作空间。香港的优势在于拥有大量成熟的内地、国际和本地的零售与机构客户，在风险管理和职业质素上都能符合国际最高标准，但受限于人口规模，零售市场相对小，限制了科技创新所带来的效益，在金融科技人才方面也存在不足，而内地机构在金融科技领域经验更丰富。2018年香港金管局推出虚拟银行牌照，首批牌照申请者就包括蚂蚁金服、腾讯、平安等内地机构子公司。

制度存在差异，大湾区如何互联互通？

粤港澳三地的制度差异是明显的，这种差异不应当成为粤港澳大湾区金融融合的障碍，而更应当成为一种独特的优势。例如，率先在粤港澳大湾区推进人民币在资本项目下可兑换、提升人民币国际化水平，都需要充分借助大湾区这种独特的不同金融体制并存的优势，这是其他的世界级湾区并不具备的。

人民币在计价结算和投资交易方面的国际化，既要求境内外金融市场的联通，也要求能够提供便捷高效的清算、托管、支付服务的基础设施建设，在这两个层面粤港澳大湾区已通过沪港通、深港通、债券通等制度设计积累了成熟的经验，并逐步探索形成了境内外两套金融体系调和、沟通的模式——在尊重两种金融体系并行现实的基础上，探索两种制度可以实现交汇和转换的平台与切入点，如债券通通过香港金管局的债券中央结算系统（HKMA-CMU）实现了境外的名义持有人制度与境内的穿透性托管的有效结合。

目前，以沪港通、深港通、债券通为代表的互联互通机制蓬勃发展，反映出中国香港市场与内地市场很强的互补性。从沪港通角度看，新经济企业无论在哪里上市，两地的投资者都可以通过互联互通机制来交易，这本身也证明，由沪港通开启的两地资本市场互联互通，在四年的实践中开启了一个风险可控且稳健的路径；从债券通角度看，截至2019年9月底，境外机构持有的内地人民币债券规模大幅上升，债券通成为境外投资者进入内地债券市场的主要渠道。未来，可考虑在条件成熟时适时开通债券通南向通以及股票一级市场的互通，为人民币资本走出去提供便利渠道，在满足信息透明、安全可控的监管要求的同时，推动内地居民的全球资产配置。

文章原载于大河网（2019年11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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