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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巴曙松 周冠南 陶小敏
 
在经历了两年治理金融乱象、监管规则重塑的整顿过后,金融行业发展和金融监管的强弱关系开始进入了一段新的再平衡时期,监管在防风险的同时,更要平衡好稳增长的关系。
 
一、资管行业监管框架进一步完善,态度微变由刚转柔
 
据不完全统计,2018年全年共有280项监管政策信息,其中央行体系主导84项、银保监会体系主导91项、证监会体系主导83项、其它如发改委、财政部等发布32项。
 
整体来看,本轮金融监管的收紧始于2017年原银监会的“三三四十”系列专项治理活动,尽管在此之前MPA的监管约束、资管新规讨论稿、以及三会对于其各自产品的杠杆约束也已经陆续出台,但是三三四十现场检查使得金融监管对市场的影响进入到新的阶段。
 
在理解本轮资产管理行业监管升级和行业重塑的过程中,需要对直接的监管文件和文件背后传达的监管精神进行全局的掌握。在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增速大幅下降时,实体融资被动收缩,监管开始重新审视资管新规过渡期的整改要求和机构执行压力,并在7月20日,发布资管新规过渡期细则和配套文件。
 
监管态度虽然由刚转柔,特别是在转型执行过程中的要求根据市场影响和实际情况进行了微调,但是资管新规对行业发展方向的重塑并没有改变,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仍是重要任务。从负债端、资产端和业务模式层面化解高风险业务源头,从监管自身制度建设方面提高监管套利、机构投资行为的业务成本,最终促使金融业回归服务实体的本源。
 
目前,新的金融监管框架下,金融防风险初显成效,资管行业新的发展格局也在逐步形成。具体来看,行业生态新格局的进一步重塑将通过各个子行业之间竞合关系的重组来完成。
 
二、海外金融监管的经验及我国的借鉴
 
资产管理行业监管重塑的核心是引导回归资产管理本质。监管重塑的过程中,如何有效处理已经存在的“影子银行”业务,亦是市场关注的焦点。我国的影子银行体系和美国20世纪80年代相似,由银行主导,以投融资为目的,以净息差和中间业务收费为利润来源,实质是银行的影子,是市场应对金融压抑的结果。
 
金融危机后,美联储秉承“原则性监管”框架,兼顾金融体系的稳定与繁荣。最务实的是“填补漏洞”,遵循全面监管原则,一方面将影子银行机构纳入到监管的范畴中来,另一方面是所有的金融市场和金融工具都受到了监管。这与我国2017年的实行的全面自我排查相似。
 
相比美国“原则性监管”,欧洲采用“限制性监管”保障以银行为主导的金融体系稳定。两者的差别导致金融危机后两国的经济复苏和金融体系复苏不同。美国金融体系的弹性逐步显现,2012年底,美国金融机构的盈利水平基本恢复到金融危机之前的水平。
 
海外资产管理的监管原则是将影子银行业务纳入正规的监管体系,在具体监管规则方面还需要关注宏观审慎监管和行为监管的落地执行。宏观审慎监管包括两方面:一是时间维度,需建立逆周期性的经济政策。二是横截面维度,即关注风险在不同金融机构之间的分布情况。
 
行为监管和审慎监管的原理及目标是不同的。在资本市场,投资银行和资产管理机构是服务机构,投资风险由投资人承担,主要问题是保护投资者,维护市场诚信,行为监管更加重要。即使是特朗普结构性去监管的改革中,也重点强调对金融消费者权益的保护。
 
三、对我国未来资管行业监管的建议
 
1、全面监管,避免监管重叠与交叉。适当监管,防范金融风险的同时不错伤经济体系活力。加强沟通,完善监管机构协调机制。
 
2、动态监管,完善金融监管的综合统计。健全统计分析制度,统一数据口径。完善金融业综合统计,强化监督流程。
 
3、完善立法体系建设,重视消费者保护。平衡行为监管和审慎监管,坚持双峰并重。金稳委统筹协调,建立事前预防和事后惩罚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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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曙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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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银行业协会首席经济学家、香港交易及结算所首席中国经济学家。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中央国家机关青联常委,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副秘书长,还担任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企业年金资格评审专家、中国证监会基金评议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银监会考试委员会专家、招商银行和招商局香港总部的博士后专家指导委员会委员等,先后担任中国银行杭州市分行副行长、中银香港助理总经理、中国证券业协会发展战略委员会主任、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联络办公室经济部副部长等职务,并曾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主讲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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