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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巴曙松 谷寒婷(浙江大学) 左伟(前海创新研究院)
 
一.中国发展量化投资的市场条件逐步成熟
 
量化投资需要一定的市场条件,包括基础产品线的丰富、以及专业人才群体的形成、投资机构的投资策略多元化探索等趋势。综合来看,中国金融市场上的上述几个方面的条件已经逐步成熟。
 
 
基础产品线的丰富是量化投资的基础。2010年3月30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开始接受券商的融资融券交易申报。同年4月,中国沪深300股指期货的推出;2014 年基金业协会推行私募基金管理人和产品的登记备案制,带动了中国量化基金的快速发展,特别是在海外市场动荡的环境下,一部分有丰富海外投资经验的专业人士投身中国市场,也加快了这一进程;2015年上证50ETF期权于2月9日正式推出,标志着中国权益类上市交易品种正式迎来“T+0”交易时代;2017年商品期权的正式挂牌上市为量化基金在商品投资组合的波动风险管理、套利交易等方面提供了有效渠道。
 
量化投资在中国市场的发展可以说也是一波三折的。2015年股市异常波动后,不少人认为中国国内投资者对复杂杠杆性产品的认知不足,对杠杆类金融工具采取了更为严格和审慎的监管举措,具体包括:严格查验基金公司在多空分级及杠杆、反向基金产品上的准备工作;将融券由原先的T+0改为T+1;股指期货方面,保证金几经调整一度升至40%,股指期货单品种单日开仓量一度降为10手……多重政策限制之下,量化基金的市场发展空间、策略有效性在当时都受到了显著冲击,各基金公司也纷纷下调了量化基金的持仓比例,从图2中可以看出公募量化基金的平均持仓比例在股灾后显著下跌。
 
尽管2015年开始的一系列冲击事件对中国的量化对冲操作形成了一定的压力,但是量化投资有利于提高策略研究效率、明晰和控制投资风险的特征,依然逐步被资管业内人士认知和接受,从具体的产品发展看,量化基金在2015年以及2016年的发行数量并未明显减少,量化基金的资金管理规模整体上仍然呈现整体平稳上升的态势(图3),而随着短期应急性监管措施的逐步回归常态,中国量化基金的发展也重回正轨:2017年沪深300和上证50股指期货各合约下调交易保证金标准及交易手续费标准,直接扩大了量化基金的发展空间。
 
二.给当前的中国量化基金画像:现状与趋势
 
(一)市场规模
 
量化基金的市场规模主要从其数量与规模数据两个层面来测度,从中国量化基金的数量与规模数据上看,2004年中国推出第一只开放式量化基金,第二支量化基金也于2005年应运而生;从2009年开始,量化基金以每年4至5只的发现速度缓慢前行。直至2015年,全年共发行25只量化基金,也正是2014至2015年的牛市阶段,促使了量化基金开始正式进入投资者的视野。自2014、2015年起,量化基金市场规模迅速扩张,数量及管理规模均快速增长,以公募量化基金为例,已经超过1000亿元规模。图3、图4体现了公募量化基金规模的变化情况。
 
 
随着更多私募基金的成立以及发行产品门槛较低,量化私募基金的发展则更加迅速。截至2017年12月底,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已备案私募基金管理人22446家,同比增长28.76%,已备案私募基金66418只,同比增长42.82%,管理基金规模11.1万亿元,同比增长约41%。根据华宝证券的分析师估算,私募量化基金规模将近于公募量化基金的4倍,因此我们粗略估计私募量化基金规模已超过4000亿元。
 
私募与公募所发行的不同类型的量化基金产品的数量与资金规模也大不相同。从不同类型的量化私募产品上看,截止2016年年底,股票量化、股票多空、股票市场中性的时点规模均在600亿元左右,各类型套利策略和CTA交易系统的规模则略低于股票量化对冲策略。而量化公募的主动量化产品类型则相对比较单一,根据市场上已有的公募量化主动投资型产品种类,大致可以绝对收益alpha类产品与相对收益两类。当前,中国量化对冲私募与公募不同类型产品的数量与管理规模情况如下表所示。
 
从上表中不难发现,目前中国量化基金所发行的产品中,与股票市场相关的产品如股票多空、市场中性、绝对收益等量化对冲型产品所占据的管理规模最大;而发行数量最多的策略产品则是管理期货CTA,但其总资金规模则较为有限,目前仅有500亿左右。不同策略类型的产品之间的管理规模差异,主要是由于不同市场之间的资金容量规模、利润空间规模等的差异所致。如市场中性的量化对冲策略的资金规模容量容易受到相应对冲工具的市场规模及种类的限制;期货的CTA程序化策略容易受到相关期货品种的市场规模、流动性以及波动率所带来的盈利空间所限制;各类型套利策略的利润规模则主要取决于整体与单体市场之间的有效性程度。
 
而在量化对冲遭遇短期的发展困难时,市场上凸显另一种类型的风格较为稳健的基金——多策略基金。区别于传统的单策略基金,多策略基金通常会将多种不同类型的策略组合起来以避免单一策略在特定市场中的局限性。在中国市场上,目前看,多策略配置基金已经成为近期发展的主要趋势之一,不论对于量化私募还是公募基金,开发不同类型的策略产品、布局多个市场多个品种、完善产品线已成为其发展必经之路。
 
(二)业绩表现
 
量化基金收益情况在近年有较大波动,中国量化基金产品在14-15上半年经历了一波快速的发展,不同产品收益率均处于相对不错的水平,但15年下半年及16年由于股市异常波动以及监管短期内显著趋严、监管举措显著调整等因素的影响,收益率从总体上出现大幅下跌,其中对冲型基金收益率一度跌破0。但2017年中国市场上各类衍生产品的平稳有序恢复常态以及市场的逐渐回暖,量化基金收益率出现了大幅的反弹。
 
将不同类型的基金产品进行分析,可以明显地观察到主动型基金在2014 – 2015年的收益率为三种类型种最高,但2016年下跌幅度最大,导致近两年的收益率均低于指数型量化基金的收益率;指数型基金的下跌幅度最小,且在2017年有显著回升,目前已大幅领先主动型与对冲基金的收益率;对冲基金收益率相对较低,2016年甚至跌破了0,但2017年同样迎来大幅反弹。
 
三.中国量化基金引来新发展
 
(一)中国量化基金的市场空间巨大
 
1、与发达市场相比,当前中国的量化基金还处于起步阶段
 
目前中国的量化私募的资金管理规模仅为中国大陆所有私募资金视角规模的6%左右,量化基金的整体资金占比明显低于成熟市场的比例。从市场有效性逻辑上而言,一个市场越有效,则获得Alpha收益的可能性越低。目前从市场投资者结构来看,国内投资者散户在交易量上占较大比重,市场波动较大,所以有不少在一线从事量化投资的专业人士认为,当前中国量化环境相对于海外成熟市场需求更大,机会更多。
 
2、量化产品日趋多样化
 
从目前中国市场的发展趋势看,量化产品有望在广度和深度方向发展,覆盖将有望更全面化,量化产品多维度多样化发展将成为趋势。例如杠杆化、多空双向、T+0,非线性(期权)的发展,都会给量化产品带来新的空间。例如主动量化产品,更关注提高风控能力,而且通过杠杆化可提高收益。而期权等更复杂的非线性产品将会越来越多被量化产品所使用。
 
此外股票期权的推出也为量化基金的发展提供了更大的发展空间,可以采用的交易策略会更多,通过期权和标的物的组合还可以对冲风险,获得相对稳健的收益。当然这对于量化基金业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需要从宏观经济、流动性、微观市场结构等等多个层面来发现其存在的运行规律并预测其可能发生变动的方向。
 
3、人工智能拓展量化基金发展新路径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发展,拓展其在量化投资中的应用的呼声也越来越高。目前人工智能与量化投资领域的合作主要可以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深度学习,其概念主要来源于人工神经网络的研究,具体方法为通过开发一个智能投资系统,将量化基金所需的价格数据、数量数据、基本面数据、相关新闻数据等海量数据进行自动抓取与分析,形成与股价有关的分析逻辑并形成投资策略,用这些策略自动预判股票涨跌情况,目前该概念仍在开发阶段。
 
第二种是智能投顾,其主要原理为形成基于客户自身理财需求的专家系统,主要指以智能化股票投资组合推荐、自动策略交易服务为代表的投资策略服务模式,从广义上来说即是考虑投资者的财务状况、风险偏好、收益目标等要求,对其进行个人财富精算配置,比如统筹考虑支票、储蓄、投资和养老保险。成熟市场的智能投顾发展较快,涌现了诸多知名的智能投顾平台,诸如Motif、Zulutrade、Wealthfront等;当前中国国内的智能投顾概念也在快速发展,根据盈灿咨询的数据显示,目前中国国内已经有十多家互联网金融平台推出智能投顾业务。智能投顾的快速发展有力地推动了量化基金结合人工智能拓展其发展的新路径。
 
4、充分发挥香港市场对于中国量化基金的孵化和培育作用
 
香港是中国的国际金融中心,其独特的市场地位在于,首先香港是一个与国际市场融为一体的国际开放市场,各种量化基础产品丰富;其次,香港又与中国市场保持密切联系。为了培育中国本土市场的量化投资能力,在目前在岸的衍生产品短期内难以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可以在内地金融市场相对发达的城市、以及一些自贸区等,建立量化投资的孵化器,鼓励一些专业机构在内地设立量化基金,可以同时投资内地和香港的各种金融衍生产品,支持其探索多重投资策略,从而带动中国内地量化投资群体的多元化和发展壮大。
 
参考文献:
[1]巴曙松等,2017中国资产管理行业发展报告,浙江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
[2]聂庆平.积极稳妥地发展中国对冲基金市场[J].清华金融评论,2017(01):78-80.
 
文章载于今日头条(2018年2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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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曙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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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银行业协会首席经济学家、香港交易及结算所首席中国经济学家。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中央国家机关青联常委,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副秘书长,还担任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企业年金资格评审专家、中国证监会基金评议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银监会考试委员会专家、招商银行和招商局香港总部的博士后专家指导委员会委员等,先后担任中国银行杭州市分行副行长、中银香港助理总经理、中国证券业协会发展战略委员会主任、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联络办公室经济部副部长等职务,并曾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主讲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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