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巴曙松 钟文（上海财经大学金融学院）

 

商业银行作为中国金融市场的主要中介服务机构，在金融市场中扮演着资金供需桥梁与媒介的重要角色。据中国银监会统计，2016年中国银行业非利息收入占比23.80%，同比上升约0.07个百分点，近八成收入来自于传统利差。可见，尽管非利息收入占比份额正逐年扩大，但净利差作为中国传统商业银行盈利的基础和主要贡献力量，在经营收入中仍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2016年，中国银行业净利差平均为2.22%，同比下降约0.32个百分点。在中国宏观经济结构调整逐年深入、利率市场化进程不断深化、基准利率收紧不断加速的当下，提高净利差水平成为目前中国商业银行急需解决的问题。

 

从微观层面看，资产负债业务是中国商业银行传统业务的主体，而净利差作为银行资产负债管理的重要目标变量，分析银行业净利差及各因素的相关关系和影响程度的大小，可以对银行优化资产负债结构提供参考。同时，在国内外竞争趋于激烈的当下，了解银行业整体经营效率和净利差现状，对中国商业银行合理确定净利差水平，逐步提高自主定价能力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从行业层面看，近年来，中国银行业利差缩窄、风险集中释放、利润增速放缓。通过研究净利差影响因素，能促进中国银行业在新的形势下锐意进取，在稳健发展传统业务的同时，不断对自身的组织架构进行调整，在探索中推进战略转型。

 

在宏观层面，研究净利差影响因素可为政府宏观调控提供科学的政策依据。在中国，利率是政府进行宏观调控的重要工具，在利率尚未实现完全市场化的当下，商业银行利率水平的变动受存贷基准利差的影响巨大。基准利差是中国银行业净利差变动范围的界限，一般而言，净利差与基准利差的变动呈正相关关系，基准利差越大，净利差也会相应增大。了解中国银行业净利差变动趋势及各层次因素的影响大小，有助于政府科学地调节存贷基准利率水平，合理有效地制定相关货币政策和经济政策，真正做到及时可控。

 

国外利率市场化进程较早，利率市场化完成也较快，因此，在净利差的研究方面较国内更为丰富。近年来，国内外对于银行利差的研究都在不断增多，大多研究主要从定性和定量两个层面进行。笔者分别从利差界定、利差模型、利差影响因素及回归方法等四个方面对净利差研究进行系统梳理，以期在中国商业银行利差空间逐渐压缩的当下，为商业银行增加盈利，提高市场竞争力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

 

存贷利差与净利差的界定

 

国内外对于商业银行的利差定义尚未取得统一的共识。但总体来看，利差可分为存贷利差和净利差两种，也可理解为名义利差与实际利差。不论是日常生活、商业银行的实际操作，还是在理论研究方面，我们提到的利差大多是净利差。存贷利差的计算方式可以简单理解为各商业银行贷款利率减去存款利率的差额，与简单的存贷利差相比，净利差在计算过程中剔除了不良贷款因素的影响，因此更能真实反映商业银行的实际效率、经营水平和管理水平，分析净利差可以得到影响银行利差水平的直接因素。

 

关于净利差的定义和计算方法有多种，但在实际应用中，主要分为两种，在大多数上市商业银行年报上使用的算法为，净利差等于银行的利息净收入（利息收入减去利息支出）除以利息类资产，但在学术研究中大多都采用利息净收入除以银行总资产这一计算方式。这是由于大多数文献研究使用的数据库Bank Scope中，直接提供了净利差这一变量。Bank Scope数据库是进行利差研究常用的数据库，是由国际机构惠誉（Fitch Rating）与欧洲财务信息数据库提供商Bureau van Dijk合作出品的专业工具，具有较强的权威性。Bank Scope定义净利差用的是银行总资产，为了便于统计、比较，因此大多理论研究对净利差的计算均采用 Bank Scope给出的净利差定义。关于净利差决定因素的理论模型大体有两种：一种是做市商模型（dealership model），后经过不断的完善和扩展，成为这一研究领域的主流模型；另一种是银行类企业微观模型(micro-model of the banking firm）。有关净利差决定因素的研究基本都是在这两个模型的基础上进行的。

 

做市商模型。其核心思想是把银行看成一个风险厌恶的中介交易商或动态领导者，不断游走在借款人与贷款人之间进行协调，在双方可接受的范围内，同时报出存贷款利率，并随时根据存款供给和贷款需求的不断变化而变化，以求达到动态平衡。Ho和Saunders（1981）第一次提出了做市商模型的理论框架，并对商业银行净利差的决定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之后，基于利差主要由货币市场平均利率而非存贷利率决定的认知，该模型不断被修正，在此基础上，又将信贷和存款拓展到不同类型，在考虑利率风险的同时还加入了信用风险，运营成本作为影响利差的一个因素也被考虑在内，形成了一个较为丰富的理论模型。有学者将商业银行的业务经营类型细分为传统和创新型两大类，并创造性地将动态性引入到模型中。同时，又建立了一个新模型，并将非传统业务和经营成本同时纳入其中。

 

银行类企业微观模型。与做市商模型不同，银行类企业微观模型的核心思想是把银行放在一个静态的环境中来考虑，银行的功能是设定存贷款利率，使得存款供给和贷款需求同时达到市场出清。这个模型同时考虑了银行由于不良贷款存在而面临的信用风险和由于资产负债不匹配而产生的利息风险。

 

微观、行业与宏观：利差的几大影响因素

 

微观因素。对于影响利差的微观因素，有很多研究从不同的角度给予了分析。一是认为商业银行经营者的风险偏好程度、交易规模大小、利率波动率等均对利差有较强的正相关效应。二是认为核心资本和存款波动率会影响商业银行净利差，其中核心资本与净利差呈正相应关系，存款保险制度、资本金规模和违约风险影响着商业银行经营的稳定性，违约风险与净利差负相关。三是认为平均运营成本、风险厌恶程度、货币市场的利率风险、信用风险、利率风险与信用风险的协方差以交易规模等因素均会影响净利差。

 

国内对于影响净利差的因素研究范围更加宽泛，除上述因素外，认为各银行内部融资结构是影响其净利差水平的重要因素之一，税收、贷款损失、费用开支、中间业务的发展程度、资产规模、总资产收益率等都对净利差有着直接影响。同时，也将贷款违约率、资本缓冲、流动性溢价、损失率、无风险基准利率与信贷类资产比等指标纳入研究范围，认为这些与商业银行净利差显著相关。

 

行业因素。国内外均认为市场竞争结构是影响商业银行利差的重要行业因素，市场份额的大小会对商业银行净利差造成影响，并且认为垄断势力越强的商业银行，相应的利差水平越高。此外，认为在银行业竞争中，金融产品之间的替代性与净利差水平呈现负相关关系。

 

宏观因素。国外学者发现，通货膨胀与银行净利差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但显然这不是对于所有国家都适用，在研究西欧、东南欧、拉丁美洲和突尼斯等国家或地区的银行业时，均得出了相反结论，认为通货膨胀与净利差为负相关。还有的学者认为通货膨胀与净利差之间的正负相关关系取决于通货膨胀是否是可预测的，如果市场能提前预测到会发生通货膨胀，银行将相应地提高利率，利差将增加；如果预期不会通胀但实际上发生时，通货膨胀率的增加将导致银行滞后调整利率水平，而利率的提升将推动银行成本上升，对净利差产生消极影响。

 

关于经济增长率，分析认为，经济增长率与净利差存在负相关，过高的经济增长速度会导致贷款违约风险增加，从而引起银行净利差收窄。相反，也有人认为经济低增速将增加借款人的信用风险，提高风险溢价，从而增加银行的净利差水平。此外，政府财政赤字的降低会减少净利差水平。国内同样认为宏观因素是影响中国商业银行净利差的主要因素之一。经济周期的波动也会对银行净利差造成影响。

 

利差影响因素研究的四种回归方法

 

国内外在对利差影响因素实证研究进行具体操作时还有四种不同的回归方法。

 

第一种是一步回归法。即将所有可能影响银行净利差的决定因素，不管是微观因素、行业因素还是宏观因素，都放在一个等式中进行一次检验。由于简单、操作性强，一步回归法在国内外被广泛使用，但这种方法没有考虑到银行间竞争、信息不透明和宏观经济冲击之间的串行相关性，不仅是银行净利差，自变量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变动。

 

第二种是简单的两步回归法。它将净利差影响因子进行了微观因素（包括行业）和宏观因素两个层面的划分，第一步先用微观因素（包括行业）对净利差数据进行回归，第二步再用宏观因素对净利差进行回归。

 

第三种是复杂的两步回归法。与第二种回归方法类似，它也将净利差影响因子进行了微观因素（包括行业）和宏观因素两个层次的划分，第一步先用微观因素（包括行业）对净利差数据进行回归，在这一步中，能被解释的那部分利差被称为“纯价差”（pure spread）。第二步用宏观因素对第一步回归中的常数项再进行回归分析。这个方法在国外用得比较多，国内鲜少有学者使用。

 

第四种回归法又称为“动态线性模型”。它考虑了时间的影响，将时间滞后变量纳入回归模型。然而，这种动态回归法有可能会引起有偏估计，以及未考虑到解释变量之间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当然，这个问题可以通过使用广义矩方法（GMM），在动态面板中选用适当工具来解决。

 

总的来看，国外研究较国内研究要深入、宽泛得多。国内研究大多是在国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行，理论模型和研究方法方面鲜有创新。多数学者对中国商业银行净利差的研究仅局限于理论分析方面，实证研究还没有系统化的模型出现，结论也是各不相同，影响了对商业银行实践层面的指导效果。当前全球经济金融形势复杂多变，国内商业银行经营环境亦面临新的变化和挑战。在经济下行期，商业银行经营发展面临多方面的压力和挑战：资产质量持续承压，信贷成本居高不下；利率市场化改革影响持续，银行业利差持续收窄；经济活动活跃度下降，中间业务收入增收难度加大；费用投入不足，效率仍有待提升；资本监管持续强化，规模扩张盈利模式受到挑战；国际经营环境错综复杂，海外及控股机构增长乏力；新金融业态兴起，支付脱媒和金融脱媒趋势明显，等等。在此背景下，我们必须加快对中国商业银行业净利差研究的脚步。但在研究的过程中，我们应该更加注重商业银行净利差演进与利率市场化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以及在中国特有的制度环境中净利差的特有内涵。

 

文章刊于《中国银行业》2017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