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经济增长在平稳回落中开始显示较强韧性，经济结构逐步优化。

 

2017年，在全球主要经济体周期性回升和中国经济转型不断取得进展的共同作用下，中国的经济增长在平稳回落中表现出了较强的韧性。与此同时，中国经济新旧动能的转换稳步推进，过去主要由地产和基建等投资拉动的粗放增长方式逐渐发生变化，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断向纵深推进，产能过剩行业开始出清、集中度开始提高，消费升级逐渐成为总需求上升的主要贡献力量，这些有利的经济变化反映在中国银行业的经营指标上，就是中国银行业的盈利能力在经历了经济回落初期从高位的回落之后，进入2017年开始企稳并呈现触底回升态势。

 

二、银行资产质量压力缓释，跨周期管理能力得到检验。

 

本轮经济增长中枢回落和结构调整快速推进的初期，确实给中国银行业的资产质量带来了巨大压力，但是，经过了近年来中国的银行主动进行行业结构调整、强化风险管理和多元资产处置的过程之后，整体银行业的不良资产形成的高峰已经过去，银行业在市场化的环境中度过了资产质量风险的考验，跨周期经营的能力得到检验和提高。根据2017年上半年末中国银监会披露的数据，行业整体不良率稳定在1.74%，部分银行和部分地区的不良资产比率已经出现双降，拨备充足对后续继续消化可能出现的不良资产、以及支持未来利润增长提供了坚实基础。经过此轮周期的考验，中国银行业更加注重提升资产质量的战略布局能力，同时探索了不良资产转让或证券化、债转股等新型的处置方式，强化了风险化解和处置能力。从不良资产的区域形成观察，这一轮不良资产比率明显上升，发端于以浙江温州为代表的长三角地区，当时长三角地区新增的不良资产占到当年全国银行业新增不良资产的相当大的比例，经过几年来对不良资产包袱的消化和银行经营模式的转型，长三角地区的银行经营状况已经开始明显好转，不良资产比率呈现稳定回落态势。

 

三、中国银行业的有效监管，引导银行业逐步适应新的市场环境，有效管控了行业风险。

 

伴随着中国银行业重组与改革的进程，中国银行业的监管体系在总结中国经验的基础上，较早地以自信的姿态与国际接轨，监管透明度不断提高、监管体系不断完备，为引导银行业适应新的市场环境提供了一个清晰的监管框架。2011年4月，中国银监会发布了中国银行业实施新监管标准的指导意见，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较早地将巴塞尔协议II和巴塞尔协议III等国际金融监管改革共识进行了本土化。中国银监会在流动性、拨备覆盖率、风险集中度、不良资产率等传统审慎监管工具的基础上，陆续引入并更新了资本、拨备、流动性、杠杆率等银行监管工具，银行监管的工具箱不断充实和完善。2016年初引入了宏观审慎评估体系，将“宏观审慎”与“微观审慎”相结合，监管框架不断完善。2017年中国银行业监管更加关注化解金融风险、服务实体经济，在第五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召开后，监管协调性和跨市场监管能力得以提升，对于银行业的平稳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四、经济下行周期背景下中国银行业积极转型，业务结构更为多元，增长模式更为稳健。

 

在新常态的经济增长环境下，中国银行业为提高风险应对能力和市场竞争力，不断拓展新的业务增长点，覆盖新的客户和市场，探索新的业务增长模式，例如传统的信贷资产在银行的资产负债表的重要性开始下降，不再一味追求信贷规模扩大支持下的增长也越来越成为中国银行业的共识，一些银行开始主动选择收缩资产负债表、调整收入结构，向资本耗用低的轻型化银行发展。自2015年以来，可以观察到，中国银行体系的规模增长与利润增长便开始脱钩，一些银行开始加速向轻型化方向发展，资本消耗较低的零售业务占重比不断提升，非息收入占比不断增长。2017年上半年，16家上市银行的非息收入占比加权平均达到33.33%，已接近国际先进银行的平均水平。同时，投资银行和资产管理业务等成为带动银行转型的活跃领域。银行通过提高自身的产品设计能力，加强对上下游金融机构的服务整合能力，更好地满足客户的资产配置需求。与此同时，中国银行业也主动拥抱金融科技领域的最新发展，通过建立自己的应用场景和业务数据的不断积累，提升客户体验，积极探索将外部金融科技带来的挑战融合为提升竞争力的动力来源。

 

文章载于光明网经济频道（2017年9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