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巴老师，这是第三个问题。记得，复旦宋承先先生说过，一个经济学流派有三个方面，其一是要有哲学基础，其二是要有理论命题，其三是要有政策主张。那么，从这个角度看，新结构经济学已有眉目。坦白讲，和现代主流经济学一样，新结构经济学也可以有政府派和自由派。但是，无论是新结构经济学政府派，还是新结构经济学自由派，都是新生事物，值得不断去探索。正如中国书画界常言，造化时开新境界，追模自属劣抄临。当然，新结构经济学自由派，与现代主流经济学中的自由派是一脉相承的，只不过凸显了结构变迁等因素。至于新结构经济学政府派，比现代主流经济学中的政府派走得更远。前一阵子，我在文章指出了新结构经济学自由派与新结构经济学政府派的异同。在这里，学生我就想问，您作为新结构经济学的冷静观察者，是否认可这一自由派与政府派的划分？还有，新结构经济学自由派的国内甚至是世界前景如何？

 

巴曙松：谢谢你的提问。看得出你的思考在不断深入。

 

首先，坦率地说，我并不认同这种划分方式，因为你的这个划分有过多先入为主的判断，可能并不利于厘清这个问题。比如，在你的定义中，自由派的政府“接受民主法治的有效约束与监督”，这是否意味着政府派的政府是“不接受民主法治”、“独裁”的政府？又比如，你认为自由派可以“指导中国的改革开放更上一层楼”，而政府派“抱守残缺，没有这个功能”，你是否能够对这种判断做出严谨的论证呢？

 

事实上，政府的“无为”与“有为”，本身就是一个需要严格界定的概念，而政府的行为如何影响经济的发展，一直以来都存在很大的争议。林毅夫先生提出的新结构主义受到的批评，较多来自于他对政府比较强的假定，尤其是强调政府在产业升级中发挥的作用。对于这些批评，我们应当注意的是，政府行为可能会失灵，可能会造成市场资源配置的扭曲，但市场本身也可能失灵。以高速铁路为例，由于政府的推动，中国的高铁在短短数年内爆发式增长，这其中已经暴露出一些腐败问题，但高铁的出现对交通运输的改善，大大促进了国内市场的交易效率，对中国的经济结构变迁、产业升级都起到了积极作用。如果没有政府的推动，仅仅依靠市场——或者在你看来，依靠“接受民主法治的有效约束与监督”的有限政府——高铁与由高铁带动的相关产业都不可能得到发展。美国就是最好的一个例子，时至今日美国仍没有建成一条高铁，这是否是自由派的局限性呢？

 

新结构主义框架是林毅夫先生进行了全球大量经济体的案例比较之后提出的，目前仍存在不少需要完善的地方。但这一框架是基于现实问题所提出的，讨论经济组织结构的结构变迁，讨论政府和市场在经济发展中扮演的角色，讨论比较优势、技术进步对一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因此这些思考对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都具有一定的指导和借鉴意义，而这一理论框架在未来也存在进一步拓展的空间。

 

我个人觉得，仅仅进行理论上的推导，可容易失之于苍白；多进行一些实例和案例的分析，可能有助于研究的深入。我的导师张培刚教授一直强调经济研究要从历史的、经验的、和实证的几个角度同时进行，我个人更喜欢先梳理实例、再找出逻辑。林毅夫教授最近与人合著了一本书“战胜命运”，书中用土豆和芒果的事例，论证了他的新结构主义经济学的一些看法，可以做为参考，读来也很有趣味，仅供参考。

 

谢谢你的提问。

 

本文为巴曙松教授在新浪微博就网友提问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