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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个国家处于快速人口城市化的阶段时,都会遇到一定程度的社会问题,当大量人口从农村进入城市,从农业进入工商业,通常都会面临两个层面的问题,并带来不同程度的社会矛盾:
 
首先是住房问题。美国没有户籍制度,人口迁移的自由度很高,1880年到1920年这个40年是美国城市化速度最快的一段时期,也产生非常显著的住房困难,甚至一定程度的社会混乱,而这个问题最终之所以得到良好的解决,主要是利益于三个方面:其一是美国早期的住房开发与贷款协会,作为一个民间自助组织,为广大的流动人口进行自住住房的开发提供了早期的资金支持,协会会员以定期储蓄的形式向协会存款,之后可以获得低息的贷款用于住房开发,这种形式解决了早期的住房问题。1930年代大萧条之后,开发与贷款协会发展成为美国的储蓄与贷款协会,高峰时期,接近40%的贷款由该协会发行;其二是美国的社会公共住房开发以及针对需求端的住房补贴,总体上这一部分比例不大,早期曾经发挥一定作用,后期逐步退出。其三是美国政府在不同阶段都曾经推出针对低收入群体的住房贷款融资支持,从而让他们有条件实现“住房梦”。事实上,不仅美国,处于类似发展阶段的英国,以及战后的日本,都曾经遇到类似的问题,事后来看,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实现流动人口的“住有所居”,住房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社会和民生问题,凡是住房问题解决得好的国家,社会问题就没有那么严重。
 
其次是城市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问题,人口大规模流入城市时,通常都会面临城市公共服务不足的挑战,美国同样如此。这个问题也是发展过程之中逐步解决的,事后评估,最有效的方案,一是给流动人口提供教育、医疗等社会保障,提供基础的社会安全网;二是通过水、电、道路等基础设施,把流动人口及其社区纳入城市的网络,分享网络红利,让他们进入城市发展的阶梯。
 
总体上看,美国总体上比较好地解决了这两大问题,并避免了社会的阶段性混乱变成长期问题,从而有效推动了城市化的进程,也相应提升了美国的生产效率。
 
文章来源:“悟空问答”(2018年10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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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曙松

巴曙松

1484篇文章 2年前更新

中国银行业协会首席经济学家、香港交易及结算所首席中国经济学家。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中央国家机关青联常委,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副秘书长,还担任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企业年金资格评审专家、中国证监会基金评议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银监会考试委员会专家、招商银行和招商局香港总部的博士后专家指导委员会委员等,先后担任中国银行杭州市分行副行长、中银香港助理总经理、中国证券业协会发展战略委员会主任、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联络办公室经济部副部长等职务,并曾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主讲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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