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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老龄化是一个全球性问题,对中国而言,老龄化将呈现速度更快、间隔更短、负担更重的趋势。
 
若按国际标准,将65岁以上人口占比从7%提高至14%作为衡量人口“老化”的标志,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完成这一转变的时间跨度通常在40-100年,日本为25年。据联合国预测,中国最早将在2025年达到、甚至超过14%,即中国和日本一样,只用了25年时间就将完成人口“老化”的跨越。
 
日本自20世纪50年代末跨过“刘易斯拐点”,至90年代中期跨越“人口红利拐点”,时间跨度接近40年,在这40年中日本得以成功转型为发达国家;然而中国从2003年前后迎来“刘易斯拐点”,到2015年前后关闭“人口红利窗口”,时间跨度仅略超过10年,因此,中国人口结构转变的压力远远大于日本。
 
老龄化将对中国经济金融产生一些基础性影响,如降低居民储蓄、改变消费结构、影响金融机构格局等。更重要的是,在中国现有养老金制度下,养老金缺口持续扩大。未来养老金融第二、三支柱的兴起,将为金融资产管理行业带来发展空间。
 
养老金融不仅包括第一支柱养老金金融(主要是养老金制度安排和养老金资产管理),还包括养老服务金融和养老产业金融等第二、三支柱,分别针对养老金资产保值增值、老年金融消费需求以及养老产业投融资的需求。
 
尽管中国养老医疗保险覆盖率已大幅上升,但由于过分依靠第一支柱,养老保障基金存在很大的缺口,养老金的长期可持续能力仍较弱;2015年中国社保投入资金规模仅为社保基金需求规模的87%,填补该资金缺口仍是重大挑战。这意味着未来养老金制度改革的必要性以及金融机构业务方向的潜在空间巨大。
 
从制度上看,在过分依靠第一支柱支撑养老体系长期不可持续的背景下,以社会保障计划、雇主养老金计划以及个人储蓄养老金计划为主题的三支柱养老保障体系是发达国家的普遍做法,也是未来中国养老金改革的方向。预计改革的重点是大力发展第二、三支柱养老金,建立养老金投资运营体系等。
 
从养老金资产管理上看,养老金与金融市场有效对接有助于带动养老产业及金融行业。养老问题本质上也是带有典型的金融特征的问题,存在着跨期、跨地域资产配置的基本需求。经营养老金融商品、涉及养老产业和提供养老金融服务的行业都可归为养老金融业。
 
目前中国的养老金融产品仍集中于银行储蓄类产品,保险类产品有了一定开发,但证券类产品相对稀少,基金类和信托类产品几乎还是空白,房地产类产品(如以房养老)正在酝酿试点。中国政府2015年颁行规定,养老基金各类资产投资中投资股票、股票基金、混合基金、股票型养老金产品的比例,合计不得高于养老基金资产净值的30%,主要用于银行存款和国债等领域,虽然该投资方向能有效地规避投资风险,但是利率难以持续覆盖当期通膨水平,养老金资产保值增值能力有限,贬值压力逐渐凸显。
 
事实上,投资于资本市场的养老金应是发展养老金融的核心,企业年金、职业年金的作用越来越显着。从国际经验看,2015年底美国市场化运营的养老金规模达到24兆美元,是当年GDP的145%,其中广泛托管于商业银行、基金、保险等各类金融机构。养老金通过资本市场实现保值增值,也是资本市场重要机构投资者,其中投资于股票、VC、PE等股权类产品的比例高达60%,支持了实体经济发展,也推动新兴产业涌现和产业创新升级。
 
从养老产业的角度看,养老金融业既可作为整个产业链中独立的一部分,无论其涉及的人口规模还是相应的资金总量,都远远超过养老用品业、养老服务业和养老地产等业态;也可作为养老产业的金融部分,横跨银行、保险、证券、基金、信托、养老地产和养老服务等领域,同时关联到广泛的金融产业链。养老金融既是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养老产业的关键,关系到未来整个金融业的发展方向。
 
文章载于:《中国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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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曙松

巴曙松

1484篇文章 2年前更新

中国银行业协会首席经济学家、香港交易及结算所首席中国经济学家。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中央国家机关青联常委,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副秘书长,还担任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企业年金资格评审专家、中国证监会基金评议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银监会考试委员会专家、招商银行和招商局香港总部的博士后专家指导委员会委员等,先后担任中国银行杭州市分行副行长、中银香港助理总经理、中国证券业协会发展战略委员会主任、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联络办公室经济部副部长等职务,并曾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主讲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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